1937年，在33岁的黄汲清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工作领导人的这一年，中国石油史上发生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这是个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共和国诞生初期为中华民族立过大功的油田，今天在油田驻地还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孙健初先生外，实际上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天皇的关东军占领我东北地区，造成中国能源供应的极度紧缺。为了缓解这一大难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先生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起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得一线希望。顾维钧的公司虽然不乏财力，但缺少技术，于是就求助于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黄汲清接到指令后，深感在中国大后方大规模开发石油资源非同小可，即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先生是专家，你认为我们的国土上真的找不着像样的油田吗？”史悠明问。

    黄汲清摇摇头，随手铺开一张地图，说：“依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但目前东北、华北两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开展工作。西南地区虽发现油气苗头，但地理偏僻，交通运输不便。因此开展以陕、甘、青三省为重点的西北部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为当务之急。”

    “那就干吧！”史悠明迫不及待地说，“过去你和我想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把钱拨了，时不再来呀！”

    黄、史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为一方、地质调查所为另一方的混合普査勘探队，立即着手西北油气普査勘探工作。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策划、并具规模的石油普査勘探，身为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黄汲清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忱。派谁去担当技术负责人呢？对，应当让孙健初去！黄汲清扳着手指将所里的几位大员轮番排了下队，决定由对甘肃河西走廊及祁连山一带做过地质工作的孙胖子孙健初担此重任。为了慎重起见，黄汲清要求孙健初等先组成一个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免得把中国石油之希望这锤子扎在大戈壁上拔不出来让世人笑话。他的这一战术得到了翁文灝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干油泉源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试探队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草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汲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又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11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査，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査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个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瀬，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灝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灝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灝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吿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安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思。那时他还是个共产党的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荡，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四十五年后的1982年，当黄汲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1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着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威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享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栽得知后，大发雷霆，发誓绝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回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大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査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上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无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荡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于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査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査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査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劳。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首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目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量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汲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滇、贵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威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国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