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油田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的发现者，此刻却拖着瘦弱的病体，从附近的一家小粮店背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正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儿子，爸爸很对不起你。从小到大，爸爸从没有管过你的学习、生活，可万没有想到，爸爸却把右的思想带给了你……黄汲清一直到临终，仍感到自己这一辈子惟一做了一件对不起儿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右的思想传染给了大儿子，害得大儿子上不了大学，几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里。
大师在自身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时，还不止一次怀着这样的负疚感，给大儿子浩生写信念叨着自己的不是。
采写此处时，我很想知道大师这位大儿子的后来情况。黄汲清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家的大公子脾气有点那个，前几年从昌平山村返城后住在父亲家，后来因拥挤又搬了出去独住着。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来到离紫禁城仅百米之远的南池子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左侧的耳房里，找到了黄浩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一代中国名院士后代的家两间平均不足十米，顶棚散落着厚厚烟尘的小屋，除了两张床和两个供浩生备课、儿子写作业用的桌子外，中间便是一条人对行需要侧身的窄道。黄浩生现在是北京某中学的髙中数学老师。他的右腿已残，只能靠支着拐杖走路。我问他怎么得的病。他也说不清，说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沟里教书时就慢慢患上了，近几年更重些。1983年落实政策回城，因为不能上楼房，故这所中学成了他惟一选择，因为全北京市只有这所中学全是平房，他的桷拐杖支撑不了那些有楼房的教室。
黄浩生老师吿诉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学呆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才18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幻想，这是一个人学习、深造的黄金岁月，但他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从大都市的高楼深院中，突然被抛至遍地石头、土路和靑草的山坳里。难道这就是我今后永远生活、工作的地方？刚去时，他悲观、失望过，时常在夜色苍茫的傍晚，独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面对着夕阳晚霞静静流泪……他埋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正？采访时，他抬起一只手给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时黄浩生所在的学校不通电，每天晚上备课只能用煤油灯。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当年擦灯罩时划破的。
也许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和父亲在困难面前那种乐观精神的影响吧，黄浩生在命运的巨大打击下并没有沉沦。当他站在讲台前面对穿着破烂但充满稚气、渴求知识的上百个农家娃儿的天真的眼睛时，他感到心灵在升华，感到有责任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他们，带领他们在欧几里得的数学天地里畅游，这时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尽管有时是痛苦的，但却异常珍贵。
1978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四中党支部给黄浩生纠正了毕业时的政治结论。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大数学专科。1985年，44岁的他又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师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书本、讲义和一只印有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搪瓷杯瓷杯用处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面吃，他和一些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人一起听课、做作业、考试……47岁时，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当一名大学生。这个梦，对他来说，整整迟了三十年。也许是血管里流的毕竟是书香门第的血液吧。他说，他渴望学习，要不是当时已到47岁，又有家庭的繁重负担，他还想去考研究生、博士。如今，黄汲清的这位大儿子还是每天拖着残腿坚持到校上课，他已是这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像他父亲一样对事业异常执着。
我问他对自己的父亲怎么看？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山沟里呆了几十年而记恨过父亲？黄浩生直率地说：如果说我继承了父亲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亲18岁在北洋大学上学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也真奇怪，18岁的我在四中上学时如果当时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关心的话，也不会在后来遭此厄运了。而那时的我却偏偏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后来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对这些，父亲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责任。相反，我倒感谢他，是他把刚强的性格、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勤奋好学的家风影响和遗传给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没被淹没，并努力像父亲一样，追求自己执着的事业……
是的，在这方面或许儿子永远无法与父亲相比。黄汲清是大海，是高山。当大海和髙山被无情地填塞和淹没后，那种灵魂的摧残与肉体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只因阶级斗争为纲，一夜间，友人反目成敌人……历史自有公论：中国地学的丰碑本不属一个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題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长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大庆油田。在这之前，大庆油田一直属于保密范围。
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巔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旷日持久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几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高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尊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年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发霉的垃圾推进垃圾筒，或者干跪挖个政治的坑给埋起来。
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头脑中有过多的敌人。他在国际事务中把帝国主义的概念无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国的极度孤立；在国内，老人家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髙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大寨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谱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一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东一样。郭凤莲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重新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不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四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相，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