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华西村有党支部开始，吴仁宝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时过半个世纪，吴仁宝已年近80，可村上的百姓总在议论：老书记也是土生土长的华西人，可几十年来他的思想咋就是比别人超前一步？
省、地市、乡镇的干部也如此议论：吴仁宝这个人确实了不得，几十年风风雨雨，别的先进典型一个个褪色了，无声无踪影了，惟独他吴仁宝是个“不倒翁”。
那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华西问到这个问题。吴仁宝回答：我注意“两头”。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是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嗯嗯，细细说来。”党的总书记颇有兴趣地请他解释。
“我认为，做一名干部，只要跟‘两头’保持一致，即既同上面保持一致，又跟下面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在下面做干部的，不要说做最好的干部，能做不太差的就不错了。如果专门想做最好的干部，就会容易只看自己好的一面，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面，最后这样的干部就要变成坏干部。”
听吴仁宝这话，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农村干部典型。他就是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吴仁宝曾经与禹作敏交往和交情很深，但由于各自的精神境界不同，两位“农民领袖”最终成了不同道的人。吴仁宝闻名远在禹作敏之前，可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始，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崛起，一夜间成了“华夏第一村”。早有“南大寨”之称的华西村支书吴仁宝听自己的助手赵毛妹、吴协德从南昌的“中国农村‘群雄会’会议”上回来介绍大邱庄后，心情极不平静。在此次会上，禹作敏的代表向外界亮出他们“华夏第一村”的实底：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002万元，人均过万元。其实当时吴仁宝他们的华西村人均产值比大邱庄高出2012元，为12012元。
“可我们与大邱庄比有差距，他们的村级经济总量比我们强，我们得迎头赶上，夺回‘天下第一村’！”已坐全国农村“经济老大”多年的吴仁宝不甘心，在秋收秋种尚未完时，便急匆匆地带领20多名村干部直奔天津大邱庄。
吴仁宝见禹作敏后，一副江南农民的谦和与诚恳之情，远远伸出双手握着对方说：“早就耳闻大邱庄的事迹，我这次和村上的干部专门来取你们的真经，你可不能保密啊！”
禹作敏一副新霸主的气度，当着吴仁宝的面直拍胸脯：“北方我老大，南方数华西。我大邱庄哪里不帮，你华西我要帮。”
握手那一瞬，吴仁宝笑眯眯间已知晓了这位新对手的三分深浅。可那一次吴仁宝不露声色地沉下心来学习对方在开发市场、体制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道道。回华西后，吴仁宝一连开了几次干部会和骨干会，把大邱庄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反反复复琢磨了个透底，随后又派几位精明之人再度北上到大邱庄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摸底。
之后，吴仁宝与禹作敏也因都是南北“第一村”的缘故而数度交往交手。日子一长，吴仁宝对小他两岁的“禹庄主”有了入骨三分的了解。以自己用血和泪水换的挫折教训，他对日益惟我独尊的禹作敏语重心长地说道：“禹老弟啊，你这一辈子不怕出小事，因为出小事谁也不想动你，可你将来要是出事就可能会出大事上。”吴仁宝久经政治风云，他跟禹作敏说完“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作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更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段话后，以其老练的农民政治家的涵养，特意加了一句：“我说这些话，也是和你共勉的。”
不出所料，弹指一挥仅是十年，曾经耀眼无比、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天下第一村”的光荣头衔仍然稳稳当当地回到了吴仁宝的华西村。
禹作敏的下场，在社会上对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领袖”引发了不小震荡。因为在这之前，新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农民形象陈永贵的政治末途和他“说没就没”（郭凤莲语）的去世，及其他几位“农业标杆”的纷纷落马，使得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成功者产生了一定怀疑态度：他们能不能代表真正的农民利益，能不能成为永不倒的共产党旗帜？
这一时刻，在农业战线依然站着的似乎只有吴仁宝这杆旗帜了！此刻的吴仁宝在做什么？想什么呢？此刻的吴仁宝做了三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不顾重重阻力，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最值得佩服的当代中国农民英雄”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三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大队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
第二件事是他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是一首套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词的村歌，朴实无华，光“社会主义”一词就用了好几回，可当这首由共产党的农民红色旗手吴仁宝填写、华西村村民们齐声合唱的村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令无数老共产党人和新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他们说：“这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了！”那时，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朝易旗，中国国内外嘲讽和怀疑社会主义的阴风也吹得玄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高吟这样一首社会主义赞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经济“模式”，在此时又面临近乎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吴仁宝才没管这一套，他对共产主义和建设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自己的信仰和认识。而正是他的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和认识，才敢理直气壮高吟“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豪迈的歌声。
此时吴仁宝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他在报端见到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在中国农村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血本，以其雷鸣闪电之势，奋力抢占市场的举措。
这一幕值得细叙——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让他们凌晨三点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墙上的闹钟时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则一手拿着《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一手操起电话哇哇直喊着。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天大的急事！”吴仁宝连扫一眼会场的功夫都没顾上，便直奔主题：“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
“啥四个字？”会场上的几十双眼睛聚集在这位华西村领航人身上。
“借——钱——吃——足！”一向说话苏吴语软绵的吴仁宝此刻仿佛使尽全身力气，从心底蹦出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来。
“借钱吃足？”会场上，片刻的寂静后，立即爆出此起彼伏的询问声、议论声。
“对，我们华西村过去当了几十年先进，一向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这回我们要打破老思路，来个借别人钱，生自己的财了！你们听我说……”吴仁宝站起身，然后又示意与会者都跟着他站起身，之后轻轻一挥手，以其特有的笑眯眯姿态向村干部们如此这般一通言说……
“太好了！老支书，就照你说的，我们干！甩开胳膊干！”村干部们的脸庞开始是不解和疑惑，继而是聚精会神的紧张，进而是激动振奋的欢呼和大战前的摩拳擦掌！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它一场！”谁也不会相信此时的吴仁宝已是年届65岁、任职村支书近40年的老人了。
他依然如20多岁时初任华西村领头人那会儿健步如风地顶着晨曦向东方走去……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的第一眼，就十分意外地看到了默默等候在一旁的吴仁宝。
“我来向市长你借钱的。2000万，我要2000万！”吴仁宝像背书似的一张嘴就是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又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嘿……商业机密，不可泄露。”
“好你个老吴同志呀！连我都不透露一点？”
“不透露！”吴仁宝一双眯成细缝的笑眼里透着几分狡黠。
“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2000万就2000万！”
“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恩的！”
吴仁宝这回张大嘴乐了。他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之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而等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时候，他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甩开四蹄扬鞭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10亿村、20亿村……50亿村、60亿村……之后是100亿村、200亿村……天下第一，无人能敌！
呵，此后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不再仅仅是全国产粮标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形象了，她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的巨轮——跃居全国百强企业行列；她已成为农工商全面现代化的旗舰——称雄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场；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和成功实践的经验产地——闪耀在中国共产党时代丰碑上一颗贴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标签的五彩金星！
第一次采访吴仁宝时，他一路陪我参观华西村风貌，曾非常自信地对我说： “三年。再过三年你来华西村看看，就更不一样了！”
“三年后的华西会是什么样呢？”我在眼花缭乱的“人间天堂”中参观时，尽力去想像明天的华西与现在的华西之间的差异，但我自感想像力的匮乏。明天的华西村有更多的“金塔”（华西村现在有三座十五层的金塔）？明天的华西实现一千亿的年产？明天的华西是一个田野里的现代化都市？
吴仁宝笑了，细言细语地告诉我：这些都不难。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真的是这样？我站在华西金塔顶端，眺望足下成群连片的农民别墅和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倾听着这位农民老书记的诉说——
吴仁宝所在的华西村并非古来就是天堂福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吴仁宝出任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那时天天有人在放“卫星”。先进分子吴仁宝自然跑不了被上面点名：“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报多少亩产？”
“哪——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
“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勇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的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十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补上啊！”
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话。从那以后，我再不想玩虚的了。那虚假的东西，当干部的可能还沾些光，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泥土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至今双腿仍沾着庄稼人的泥土，所以我不忍做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和执着地对我说。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当时称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个，可耕面积841亩，人均欠债15000元。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茅草房、泥垛墙，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七高八低的田地落差数米……“高的像斗笠帽，洼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这是旧华西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贫穷，吴仁宝最真切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再面黄肌瘦，就是要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孩子和老婆婆们找回来，暖和他们的手和脚……
那时吴仁宝想做到这两点，惟一的办法就是带领乡亲们改天换地。
改天换地的战斗，是靠每一滴汗水冲刷和垒起的一种艰与苦的实干。实干的农村干部不少，但吴仁宝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注重实干的同时，还格外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创造。
在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吴仁宝带领华西走的是一条既求艰苦奋斗又讲规划目标之路，他在当时就提出了“十五年将华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吴仁宝身先士卒，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拼命干，提前8年实现了奋斗目标。“做煞大队”换来的是土地平整、道路宽畅、白墙青瓦的新农村和闻名全国的“亩产超吨粮”先进典型。
现在我们到华西村参观早已看不到昔日吴仁宝他们改天换地留下的那些旧景了，其实当时他们干得相当悲壮。有一首民谣曾在华西村四周流传了很久：“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吴仁宝和他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拼劲，是华西精神最初的核心内容。那会儿华西人的苦干确实吓退了不少本来已联姻给华西村小伙子的外村姑娘们。
一时间，退婚的女子把华西村搅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所不曾料到的。别出心裁的“寻开心”青年社员大会上，吴仁宝高扬起嗓门说：“同志们，我不相信华西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今天我们干得确实比别人苦出几倍，可明天我们华西村就会比别人好出几倍。那时候，我们华西村就会有成群送上门的好姑娘！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小伙子们被吴仁宝说得眉飞色舞。“那现在我想鼓舞一下我们华西村的姑娘们，你们干活个个冲锋陷阵，不甘落后，现在你们要拿出干活的劲头去跟我们村上的好小伙子们去恋爱、去结婚！”吴仁宝的这句话可把“寻开心”会引向了高潮。当下，“铁姑娘队”队长赵毛妹“噌”地站起身，响亮表态道：“别村的姑娘不要华西村的小伙子，我就要嫁给别村姑娘不要的那个……”说完，她涨红着脸，瞄了一眼坐在旮旯的那位被外村姑娘退了婚的小伙子赵福元。赵毛妹后来真的与赵福元结为百年之好，证婚人自然是吴仁宝。赵毛妹非常了不起，她不仅以自己的行动为“做煞大队”的关键时刻稳定了军心，后来还成长为吴仁宝的得力助手，人称“华西村的郭凤莲”。
华西村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威震神州大地。那年许世友将军率领江苏省干部们在华西村开现场会，见身边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农村大队书记后，一把将其揪到吴仁宝面前，说：“你这个书记我看不要当了。瞧瞧人家吴仁宝：捋胳膊，光双脚，手上的老茧铜钱厚。这样的书记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嘛！”
华西出名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靠实干和抓生产争出的典型，在那会儿并不吃香。倒是一个由林彪老婆叶群抓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一夜间像神话般地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这位种田的老阿婆能画各种符号来谈“学毛选”的体会。一时间，这位家离华西村并不远的老阿婆成了万众瞻仰的人物，人们上她那儿学到的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种田出身的吴仁宝一看那些玩艺就忿忿地甩袖回到华西村，对村民们说：“‘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出不了一棵好苗好秧。我们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忠心。”
就这样，东边的“学毛选积极分子”老阿婆那里书声琅琅，生产却连连下降；西边的华西村脚步咚咚，生产却大丰收。于是不多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毛选”的人纷纷转道上了华西村。这还了得！吃政治饭的人赶紧派队伍拦堵通往华西村的人群，哪知根本不起作用。
“吴仁宝，你这么搞是什么用意？想用生产压革命啊？”帽子满天飞的年代，有人举着这样的高帽来压吴仁宝。
“我……”吴仁宝想当面顶撞那“领导”，可灵机一动，他又恢复了平时一脸笑眯眯的神情，说道：“毛主席不是说了‘抓革命，促生产’吗？我们华西就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再说我们的生产上去了，也是学习‘毛选’后的结果呀！”
“老吴，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华西村的生产上去了，就是靠的学政治嘛！”那“领导”这回对吴仁宝笑脸相迎。
“我现在经常对人说，自己为什么七八十岁了还没有完全退休，就是因为过去犯过三个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主义在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犯，我也不例外。所以总想在自己身体允许和有能力改正错误的时间里多补点回来，多干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2005年的“五一”长假期间，已从华西村“一把手”退位至“总办”主任的吴仁宝，在华西接受我采访时说到此处，又一转话锋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我为什么总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在基层要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时，不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在社会上到处刮着‘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时，我们华西村为了改善和增强集体经济，偷偷摸摸搞了个‘小五金’厂。那时华西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农村先进典型了，我们办‘小五金’厂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事，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但我们为了让百姓过得日子好一点，就把办‘小五金’厂当作头等重要的副业来抓，后来每年为村上创利几十万元，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有几十万元收入，绝对算富裕了。可这么好的事，我们只能领导来了赶紧关门，参观的人一走就机器隆隆响……后来露了马脚，我们就只好跟领导汇报这是‘响应上级指示精神，搞两条腿走路’这一类的话。上面的人信这呀！他一信我们就可以继续干，这样华西村就慢慢有了较强的集体经济。”
有人说吴仁宝之所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不倒翁”，就是他有一套能对付上面的手段。吴仁宝听我口出此言时，爽朗地笑道：“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主义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可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吴仁宝说到此处，笑眯眯地把嘴凑到我耳边说，给你讲个故事：你就住在我们华西的金塔宾馆吗？华西的金塔现在有三座，我们还要造十几座金塔。你们大城市来的人看了金塔一定会说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吴仁宝怎么就这农民水平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造这不土不洋的东西：华西村发展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我不搞那些。因为我们华西还是农民的华西，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一句话：喜欢塔。所以我就主张建塔，以塔代各种大楼。现在的金塔全是我设计的。造好后，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不土不洋。我心里偷偷笑，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这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我鼻子说我搞那些洋气干什么？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那么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呗！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领导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难办哪！所以我干脆来个不土不洋——正好，哈哈……吴仁宝说到这儿，自个儿先笑起来。真是个典型的农民风格的智者。
“话得说回来：一般情况下，领导们到下面来总是爱看点好的、听点好听的，于是下面就有人专门搞这些名堂了。所以说到底，除掉形式主义的根子还要靠下面，靠实事求是。”吴仁宝如此结论。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华西村依靠一个“小五金”厂和一台小磨坊，便积累了100多万元固定资产和100多万元现金存款。而此时的华西村村民们也全部搬进了大队统一盖建的新瓦房，并且家家有存款。从这时候起，外村姑娘嫁华西村甚至小伙子“倒插门”来华西的风潮就一直延至今日。
吴仁宝通过华西村第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切地体会到：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落到为百姓谋幸福之上是多么的重要，而人民群众对这种重要性的呼应，又使吴仁宝更加坚定了走实事求是和创新创造的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怕农民群众弄不太懂，就改成两句话，叫做‘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我们华西就是靠这个精神，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总结了十八个字：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我的看法是：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这位农民政治家话语朴实，却总是涵含着哲学思想的深刻。
“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百姓幸福就必须大发展。”这是吴仁宝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几十年来总结和遵循的一个“真道理”。
为了把这个“真道理”转化为农民们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觉，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过了“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征程。
“七十年代造田”完成的是农民们实现温饱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场农民们人人都明白的革命中，吴仁宝也创造过许多“特色”。“造田”初始，吴仁宝就放言说：“这些年，干部一动员大干快上就说要让大伙儿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看哪，叫群众脱皮掉肉的干部一定不是好干部。从今起，我们华西人搞大干快上时，不仅不能脱皮掉肉，而且还要长肉增膘！”
天底下能有这等事？当然有。这就是现今老一代华西人给后代们经常讲的一则百听不厌的“老支书办食堂”的故事。
农忙来临，支书吴仁宝忙着张罗的不是农田里的播种与收割，而是那个“大食堂”。“你们听着：主食供应要放开，小菜副食多花样，荤素搭配得合理，茶水点心送田头……”吴仁宝拉长着嗓门在食堂里外不停吩咐道。农忙战斗打响前，吴仁宝特地指定58位姑娘称了称体重，大忙一过，竟然出现奇迹：有38位姑娘增了体重。现今姑娘增体重是件愁事，可那个年代绝对是喜笑颜开的美事，更何况是出力流汗的农忙季节！这就是吴仁宝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细节之一。“办食堂”曾经被当作一种极“左”行为。可吴仁宝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农民们为了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如果不能把身体搞好，哪来的冲天干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办起“农忙大食堂”。农民们高兴呀！说干活有人管饭，自然心情舒畅。这心情一舒畅，啥苦啥累就都不在话下，身体也跟着长膘！华西村的“农忙大食堂”一直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来“大食堂”就变成了大饭店、大宾馆和无数小餐厅。现今村民不管男女老少，每人每年有3000多元补贴，可任意上村办的各个饭店、餐馆甚至是大宾馆内吃免费餐，这是后话。
华西人有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口头语。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造田”运动的同时，吴仁宝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经验，即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们真正富裕起来，只有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在跨越30年的土地集体耕作之后，农民重新获得了种地的自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成为那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改革标志。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口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农民富裕起来。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因此华西村的头等任务是要大力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回答得异常响亮。
南京。雨花台。细雨氵蒙氵蒙中，一百多位神情肃穆、列队整齐的农民，紧握拳头，面对革命先烈纪念碑，一个个异常庄严地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们华西人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3年，目标1亿……”尽管雨水打湿了每一个宣誓人的脸，但人们还是认出了领头宣誓的那个年长者就是吴仁宝。
这个日子是1985年8月19日。这一年吴仁宝58岁，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共产党员。在雨花台的那次雨中宣誓，细心的人会发现：流淌在这位带领华西村高高扬起中国农村先进旗帜的老共产党员脸上的不尽是飞扬的雨水，其中有两行是他的滚烫泪水……
外界人一提起吴仁宝，只知道他是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吴仁宝还当过乡官、县官，只是他在当乡官、县官时从没有丢过华西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吴仁宝一生中最大的官职，是他在1975年4月至1980年5月这段时间里出任江阴县委书记一职。
“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低，怎么能抓得了一个县的工作嘛？”在上级领导告诉吴仁宝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县委书记时，吴仁宝再三真诚地推辞。
“我们认为你行。你事业心强，魄力大，干劲足。再说你也兼任多年县委副书记，在负责一方面工作中抓得很好。组织上考察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能挑起新的担子。再说，陈永贵不也是从一个农民、一个村支部书记，一直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嘛！”领导举例说。
“我的水平哪能同陈永贵同志比？再说，我也离不开华西……”
“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当江阴县委书记，仍兼任华西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也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嘛！”瞧，又拿陈永贵说事。
组织决定，没辙。于是吴仁宝就从专职村支书，一跃成为专职县委书记兼华西村支书。之后的五年零一个月里，吴仁宝以抓华西村的干劲和经验，依然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抱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复出的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的“全面整顿”的精神影响下，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把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并用他特有的形象语言把几项奋斗目标编成一首诗：“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会人人喜洋洋。”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1975年，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如久旱中迎来一阵春雨一样，但“文革”形成的只讲“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和发展的政治空气就是在农业战线也还极其严重。吴仁宝那颗“誓改江阴面貌”的火热之心多么不易！“建设新面貌，县委是关键；不怕群众不愿干，就怕县委不敢干；不怕农业上不去，就怕领导干部下不去；不怕基层干部不团结，就怕县委班子思想不统一。”面对重重压力，吴仁宝在县委常委会上用这朴实而炽热的语言，感动和激励着他的县委一班人。为了实现“干社会主义，就要拿出真变化”的雄心壮志，吴仁宝结合江阴实际，提出三项“大跨步”。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其中有一项最能体现吴仁宝作为基层共产党干部的实干精神。他要求县机关干部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如此一来，整个江阴县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为之一新，全县各项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江阴的各项发展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阶段。从1975年至1980年吴仁宝任县委书记的5年里，江阴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
“农民标杆”吴仁宝干出如此一番“英雄业绩”，却在当时的某种不和谐政治气候中，被一些人利用了起来——我们都曾记得，随着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典型和大寨旗帜纷纷失色，红了几十年的吴仁宝这位老典型似乎也让个别喜欢在某种政治气候中捞稻草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到处写黑信、整材料说“华西是假典型”——华西假了，吴仁宝还能真吗？这种逻辑的推断所产生的结论，自然让一般的人容易相信。而吴仁宝坦荡无私的工作作风，又使一些“讲实际”的干部党员也一时找到了“出出恶气”的借口……
1980年5月中旬的一天，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县委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时，身为县委书记和省委委员的全国老典型吴仁宝竟然落选了！
这是吴仁宝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起大落，并且是在他入党整40年、官职最大、为党的事业干得火热朝天、功绩最大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命运，刚毅的吴仁宝此刻想流泪都没有可能……
无奈中的上级组织考虑到这种尴尬局面，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委农工部负责人，但吴仁宝却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来自华西，我还是回华西。我是党员，我一生惟一愿望就是想为百姓多干点实事，坐机关不太适合我。”面对一位不计名利的老共产党员的诚恳请求，组织上答应了他。
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华西村当起了农民。
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正常卸任，以后的日子颐养天年也属情理之中。然而非正常“下台”的吴仁宝，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并与村民用汗水改变了旧貌的华西村。
他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的党内职务是村支部书记（这一职务在任县委书记时一直保留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甘心自觉自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但吴仁宝做到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立志“为民造福”的宽阔胸怀和崇高追求，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先锋的人格升华和心路转变。
之后的20年里，吴仁宝这位老先进、老劳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踩踏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而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与成功探索，都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八十年代造厂”，是他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亿元村”——这是吴仁宝领着他一百多名华西村人在南京雨花台前发出的誓言。选择雨花台，这就意味着吴仁宝下了“誓死不休”的决心。
今天的华西村每年产值以100个亿的速度在递增。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亿元村”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是如梦里的天堂一般。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之所以牛气冲天，就因为那会儿他村里的产值已达3002万元（1983年），比在全国早出名的华西村高出一倍多的年产值。可吴仁宝他们即便到了在雨花台革命先烈前宣誓的1985年，其村上的年产值也还不足2000万元。“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小村子而言，那是一座近似高不可攀的泰山。
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三年实现“亿元村”，而且是“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都是吴仁宝描绘的华西村的形象蓝图，它浸渗着这位悟透农民意识和追求的老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作风：不仅要有物质文明，更求精神文明；既要好看，又要实惠。而这正是农民们拥护又欢迎的理想家园。
“搞建设，就得拿出革命先烈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今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家性命来押保华西三年内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的目标。拿笔来——”南京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签名，党员干部们知道，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在“亿元村”的奋斗中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你的家产将全部归公！
如此悲壮的农民革命呵！
“从那年起，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每年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并且延续至今。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我们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才获得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吴仁宝说这话时，一腔慷慨和激情。因为他始终是“军令状”上的第一个签字画押者，随后他要求自己的儿女也同样行为。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行曲。
田野上的工厂该是个什么样？显然吴仁宝想的绝不是那些在生产队仓库内乒乓乱响的作坊式小厂，这回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梦！
从田埂到工厂，中国农民梦求了几千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过。
“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那岁月，吴仁宝既像乐队的总指挥，又如亲自上阵演奏的大提琴手，忽儿掀动百舸争流的奔腾旋律，忽儿谱奏绿色田野的春天童话，那情那曲，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又迷恋——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绑大船远航……这一招一式，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引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闪动着创新光芒的精彩音符……
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吴仁宝所谱写的精彩乐章中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羞涩”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
“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
“你学的什么专业？”
“机械制造专业。”
“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地方有过三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
“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倍。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最后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
“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
“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而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作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
“那我愿意留在华西。”
“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的条件吧。”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得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啥条件？”
“没有。”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支书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300来块就行了。”
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
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为华西村“造厂”事业贡献着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回家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支书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
又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程先敏正在收拾行李，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支书让我把这些给你。”
程先敏打开麻袋一看，惊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妈呀，尽是一捆捆崭新的十元钞票！不多不少，50000元整！那时的50000元，对多数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程先敏面对老支书吴仁宝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他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5年的组织关系和全家人的户口簿一起交给了吴仁宝：“老支书，如果你同意收留我们，从今起我们就是华西村的村民了。”
吴仁宝听此话后，转身扬起嗓门，朝正在“造厂”工地上热火朝天干活的人们大声嚷道：“有教授来华西当村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时，环绕全村四周的高音喇叭齐声响起农民们熟悉而高亢的那首《华西村歌》。
3年，1000多个日子，转眼间的事。吴仁宝却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连片成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工业园区。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已呈现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万元。
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
这年吴仁宝整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谁也无法将“老人”两字贴在他身上。吴仁宝说自己正当年，“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干什么事业？当然是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一个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操。
他这样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党员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共产党好。”
他这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要为人民服务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得发展经济。”
吴仁宝就是以其不甘平庸、抢立潮头和求新务实地一心扑在发展经济上的雄心与干劲，带领华西村农民以“十年跨越一个时代”的速度，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神话。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的登高。这期间，在吴仁宝“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思想意识里，又加进了“科学发展、超前规划”的理论内容。
吴仁宝构筑的“不土”，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西村那一幢幢一排排现代大都市里才能找到的那些中式和欧式农民别墅或是象征华西形象的金塔建筑那些外观形态上的浅层感知意义。他的“不土”，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之先的英雄才智，在完成从拿锄头到拿钅郎头，从与庄稼土地打交道到与机器、市场拥抱，从种田汉到厂长经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自我革命”，开始全面进入脱胎换骨的“基因革命”过程。这既是终结传统农业文明、抬脚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辞旧意义，又是一种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城市化的创新探索。“土”是农民的本质，吴仁宝在领导建设富足的华西村时，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和不失为中国农民的榜样标杆，就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土”的本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传统意义上，“造城”总会破坏原有的农村自然格局。可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一手规划下，没有将城市的概念简单地搬到村子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在外建筑和内装修上“一百年不落后”的超前设计和投入，在规划与选址上则坚持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与农村古朴的自然风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因而这样的“华西城”让人百看不厌、百住不旧，独具魅力。
“规划和质量上的一百年不落后，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农民日子好过了，第一个任务是翻盖房屋，几乎把所积累的财富都用在一次次的建房上。华西村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一百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作用。”吴仁宝指着那些让美国人、欧洲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如此为我解读其中的奥秘。
与那些豪华的欧式别墅相毗邻，我信步参观了代表华西村文化概念的“农民公园”，“不洋”在这里很有代表性。走进公园，绿荫和花丛间是小桥流水、扁舟穿梭，鸟语莺啼间是柳杨吹拂的阵阵欢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熟识的“桃园结义亭”、“三顾茅庐”和“二十四孝”长亭等景致。许多到华西参观的中外学者和旅游者，总会在此对吴仁宝这位“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老支书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颇为费解。
“这正是我们老支书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一向坚持倡导的一种农民传统文化。”村精神文明办的小赵为我介绍说：老支书比谁都了解村民们的思想和意识。他认为教育富裕了的农民，既要向他们不断灌输现代文明思想，同时也绝对不能放弃传统文化教育。老支书常说，做人就得讲求“仁义忠孝”，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老人和父母必须忠孝。为此，老支书还在村里倡导设立了一项特别奖：凡哪家有90岁高寿的老人，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元；凡哪家有老人活到100岁高龄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10000元“忠孝奖”。有人问老支书，说是不是奖金太多了？我们老支书说：“一点不多。华西村的老人都能活到百岁，那就证明我们华西人民不仅生活富足、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且后代敬孝老人做得出色，这样的奖励物有所值。”瞧吴仁宝，他想的就是比别人高一筹！这样的“不洋”里包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农民特色。
走出“农民公园”，我被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峦所吸引。此山虽说不上高，但它因矗立于一马平川的田野上，故而显得特别气势壮威，形状又极如一条活脱的巨龙，这使我心头顿升一种联想：华西村好风水，原来此处真有“龙”也！
说话间，我的双脚跨进了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牌坊，上面有四个金灿灿的大字——华西公园。嘿！在这峰回路转、依山傍水的公园里，我终于领略到了华西村的“洋”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古城堡”、“巴黎的凯旋门”、“德国的天文台”、“捷克的乡村别墅”……这里真的“洋”透了！“农民们出国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可在华西，我们的村民可以天天‘出国’，而且免了任何手续，早饭可在‘印度’吃、晚上住宿在‘日本’，一天可以走十几个‘国家’，保证享受的是一流服务……”搞宣传的小赵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并不时领我身临“出国”其境。真的喔，在这华西“万国园”内，有各种外语的服务，有各色饮食的享用，更有各种文化的欣赏。总之，这里是十足的“洋”。
“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在华西村无时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大交融中感受着、激动着、陶醉着、回味着……
是的，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深刻理念。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我这样讲解吴仁宝的“不土不洋”——在这里的“不土”中，“不”，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创新、一种与时俱进；而“土”则正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具有中国农村与农民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不”与“土”在这里是一对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充分活力的革命的辩证关系。同样，在这里的“不洋”中，“不”，其实是摒弃一种早被毛泽东同志批判的那些盲目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而这里所追求的“洋”，却代表着吴仁宝和华西人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先进意识。
吴仁宝的另一个建设新华西的“亦城亦乡”理念，则是与“不土不洋”同样涵义。它让我们有梳理不完的哲学境界和可借鉴的实质内容。这也许就是华西村这面中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几十年不倒的根本所在。
面对笔者的发问，吴仁宝老书记显得有些激动地说：“其实，华西这面旗帜几十年不倒也很不易。我们能做到，是因为我们始终做到了‘三不倒’，即‘难不倒’、‘吓不倒’和‘夸不倒’。”
他这样解释：“难不倒”，通常是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决心和办法；“吓不到”，通常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我们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同志有没有较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谋略的问题。吴仁宝进而举例说，华西村和他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曾经遇到一次又一次的“黑典型”和“红典型”之争。比如在“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抬高他们树起的那些极“左”的假典型，曾多次对华西村打压、污蔑，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企图毁掉华西村这面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在那些岁月里，华西人民始终不移地坚持“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信仰，他们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和为国家多作贡献为己任，使华西村的旗帜永远迎风飘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且当时的上上下下几乎只有同一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时间，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不分不包”的华西村，主要打在了领头人吴仁宝头上。面对全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和重重压力，吴仁宝镇静自若，他对村里的干部群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教训后，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政策，它的中心意思是对一切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和责任制都应予支持，中央并没有说要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而搞一刀切、搞单一的模式，正是中央并不提倡的。针对外面有人说“我们那儿分田到户后农民如久旱逢甘霖，你们华西不分田不怕上压下反吗？”吴仁宝坦然置之，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的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虽然我们搞的是与你们不同的责任制，可我们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吴仁宝还将华西村“产业结构有生命力、集体经济有吸引力”等比较优势介绍给那些真心爱护华西的领导和友人。尤其当吴仁宝介绍到华西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把那些便于个人操作的农活包户包人以及企业实行厂长责任制的做法时，那些怀疑华西村、劝说吴仁宝的人都十分惊诧地说：搞了半天，你们华西村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又走在了我们前头！
谈起华西村和个人曾经亲历的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往事，吴仁宝坦言：共产党人的一大本事，就是在各种考验面前不被人吓倒。而要做到不被人吓倒，你心里就得有本执政为民、造福为民的账。有了这本账，你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更不用说被什么政治形势吓倒了。
在华西村，无论是那些当年与吴仁宝一起艰苦创业的老一代，还是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近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谈起老书记的政策水平和处事能力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意，甚至到了某种崇拜的地步：“老书记说对的就肯定没错，因为他对政策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准确。”这是实话。
党的十五大后，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一时间，上上下下、各条战线立马“忽悠”起一阵针对那些丧失活力和效益乏力的小单位、小企业的“转制风”，在苏南地区更是刮起了将曾有“半壁江山”之称的乡镇企业“全盘转制”的风潮。当时华西也有一些效益并不太好的企业，有人进言吴仁宝：干脆借机把这些企业“放”了算啦！吴仁宝摇头，说：华西村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块砖瓦，都是全村村民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我们能有的只是责任，是把这些效益差的企业扶植好的责任。在吴仁宝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华西村借十五大东风，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为目标的“抓大扶小”举措，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的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指标上，他和干部们制定的目标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结果由于大抓了“科学、有效、创新和统筹”发展的四大措施，生产效益不仅全面完成，而且出现了连年100亿元的递增速度！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吴仁宝出人意料地提前两年将华西村的领航大权交给了年轻一代——过去他多次表示要干到80岁。交权的那天，他深情地对村民们说：“没有吴仁宝，华西的明天定会更美好。”事实也是如此，新华西村党委班子以老书记为榜样，紧紧抓住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两大主题，他们提出了从今年起，要“努力一千天，创造一千亿”的新目标，即在今后三年内，每天全村要创造一个亿的产值，三年一千个亿！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数据。而他们仅是一群中国农民，一群由老共产党人吴仁宝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