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给毛主席当卫士过程中，啥时候最难？卫士长李银桥思忖片刻，说：“中间夹着江青的时候，事情就不好办了。”

    江青是毛泽东夫人，虽然这位来自大上海的演员在与毛泽东结婚时，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为革命立下显赫功绩的老战士、老将军包括几个中央领导在内最初是不赞成的，但毕竟后来她达到了目的，取代了贺子珍，成为毛泽东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夫人。

    “关于江青这个人的情况，作为十五年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对她了解是比较深刻。”李银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给我们谈了他以及江青、毛泽东、卫士之间的许多事。下面是我们如实录下的那些岁月里的件件使毛泽东矛盾、痛苦、烦躁和愤怒的事。是李银桥根据他亲身经历而作过的叙述，所以我们依旧用第一人称来写文章吧。

    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窑洞里。这一天，我被奉命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那时还没有到毛泽东那里工作。在延安时周恩来住的窑洞跟毛泽东住的窑洞靠得很近。我作为新来的卫士刚与周恩来、邓大姐见过面，谈完话正式开始做我的卫士应该做的事时，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尖嗓音的女人声音。“周副主席、邓大姐在家吗？”话音刚落，只见门外风风火火地进来一位长得当时我看来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我看最多也就三十来岁。

    “噢，是江青同志呀，快来快来！”周恩来显得非常热情，搬过一张凳子让客人坐下。

    正在忙着针线活的邓大姐也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脸上堆满笑容地对来者说：“是不是又要请我们去看你排演的节目呀？”

    那个称江青的屁股还未落定，又立即上前拉着邓大姐的胳膊，摇晃着说：“邓大姐，你说还有什么事我找你们呀！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今晚可是一个特别节目。”

    “什么特别节目呀？”周恩来和邓大姐十分有趣地问道，这当儿，我已将一碗茶水放到来客面前说了声“首长请用茶”，那个女“首长”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谢也没有点头，显得十分得意的样子忙着回答周恩来、邓大姐：“是我们的小讷要上台来一段《空城计》。”

    “好好好，李讷要上台，我们一定得去。”周恩来一听，便来了情绪。一旁的邓大姐也乐了：“这孩子聪明伶俐，她表演起来肯定不一般，动作像你这个妈，唱腔准像主席。”

    女“首长”一听主人的夸奖，一脸得意劲地告别了周恩来、邓大姐，在她临走时我听到她对周恩来、邓大姐说了一句：“你们这个小鬼是新来的吧，挺机灵的。”

    自然，我很快知道了她叫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敬佩毛泽东的眼力，到底是毛泽东，找老婆也比别人强百倍。因为当时在延安本身女的就很少，像江青这样来自大城市且又是名演员出身，平时又十分注意和会打扮自己，给人的外表自然是极不错的。然而，俗话说：人不能貌相，后来同江青接触多了，才发现她这个人的秉性、品德、为人等方面，远比她的外貌差，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卫士是不能理解的。别说我，就连毛泽东本人对江青表里上的认识也是不曾料到的。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同江青结婚草率了，没搞好。背了个政治包袱。”“唉，要说同她离婚吧，也说不上她犯什么大错，有什么大过，再说我是主席，结婚离婚也总不是事，可不离吧，心里憋得难受……”这是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江青的心态。

    人，是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化的。江青也不例外，并且是个突出的典型人物。但她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是个坏女人。如果是那样，我想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不可能当时一点也未觉察出来而同她结婚的。我们知道当时红军到延安时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外头却还骂毛泽东是“土匪”、“匪首”。作为一个相对在大城市生活得不知比延安要好几倍的江青，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奔延安也是极不容易的。尤其在延安时期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不了延安的苦而当逃兵的环境里，江青还是留了下来。这一点也是应当肯定的。

    后来，我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长，对江青的了解就比较细致和深刻了。那时，因为毛泽东不让她参政，所以她基本没有什么事干。中央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由于我们卫士组的工作是照顾毛泽东安全之外的每日衣食住行，故江青便负责我们卫士组的工作。客观地说，江青当时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和负责的。那时她也比较能同大家接近，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剪个发，讲点科学小知识，教教针线活。在转战陕北时，别的领导人的夫人子女都过了黄河，江青依然留下来同毛泽东，同中央直属纵队的同志一起每天走东闯西吃了不少苦。在行军路上，她总是显得很活跃，给我们这些战士和伤病员经常来点小文艺节目鼓动鼓动，使得沉闷的行军队伍里时常笑声不断。就宿时为了给毛泽东松松神经，她经常打开从上海带来的那只留声机，放几段京戏，如《空城计》之类的，毛泽东也乐意吟上几声。那时的江青皮肤白皙，加上她总是用演员和大城市女性的独特打扮，使得她周围总存有些爱美的年轻姑娘们围着她转，请她帮助梳理头发，缝整衣装，江青也还是很乐意做这些事。但是时间一长我渐渐觉得她身上有许多毛病，最突出的是爱出风头好胜心强，时时处处总要在别人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周恩来的一只手致残就是当时江青要与周恩来比赛骑马，结果那匹烈马在周恩来尚未防备时，屁股一撅使得周恩来手臂骨折，虽然多次治疗仍未痊愈，最后落下伤残。由于江青处处总以她是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居高于别人之上，并且又始终未能改掉她来延安前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使得她在外不能与任何一位同志搞好关系，在家也不曾和毛泽东融洽过。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由于生活习惯和各自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思想感情差异相距甚远，因此两人始终没能在一起过得很好。两人由开始的生活不协调，到经常吵架，到后来的分居，感情破裂。这中间毛泽东也曾多次作出过努力，并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秉性难改，始终未见奏效。也许是年龄差异有关，也许是生活习惯不同，反正我觉得他们夫妻生活从来就不怎么协调。江青情绪不好了就对毛泽东吵，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气。而毛泽东则有时性格也变得烦躁，急暴，但他善于把夫妻间的不快压抑在心底深处，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这更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个人的生活是那样孤独、痛苦。我们一些卫士年龄小，不太懂，而进城后，我这个卫士长自己也结婚了，懂得了夫妻间的事，所以更感到毛泽东的不幸。

    1953年，我当了副卫士长，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银桥啊，你现在当官了，不值班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一周值上一两个班，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聊聊天，要不然我有时会感到很闷的。”

    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因此尽管后来我又当了卫士长，但我始终坚持一星期为他老人家值两个班，值班时他老人家经常把我拉到床边，拍着我的手背，叹着气说：“银桥啊，有时我感到当主席好当，可做一个人却难啊……我们一天到晚用心在打仗、建设国家上，可江青不理解，常跟我闹别扭，她呀，越来越不能给我一点精神上的愉快、轻松。”

    我听了这些话能说些什么呢？我理解毛泽东心头的痛苦，可也无法给他排遣。日久天长有时我觉得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他建下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功绩，他的一个思维、一句话，能扭转乾坤，而他一生却没能获得一个长久的安稳的幸福家庭。回到家我有时跟爱人聊起这些时，我爱人、给毛泽东家做阿姨的韩桂馨总这样说：“江青这个人啊，我在她身边几年了，太了解她了。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最了解。而我觉得江青这个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理解别人，不能容忍别人。不顺她心的事有那么一点她都受不了。”我觉得我爱人讲得有些道理。由于江青的这些毛病，使得她与周围同志、与丈夫毛泽东，总不能搞在一起。

    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与江青争吵是因为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和韩桂馨还没谈恋爱呢，小韩服从组织分配，到毛泽东家做阿姨，主要负责照看李讷，兼顾给毛泽东家做些针线活。小韩刚来时江青很热情，忙着从箱子里翻出她喜爱的列宁装、红皮鞋之类的东西送给小韩。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江青对同性的女同志开始的做法有点亲切过度，而且让小韩觉得江青这样一位大首长的夫人也那么俗气。因为江青一边送衣物，一边嘴里又不断念叨：“阿姨啊，你来了可就好了。李讷这孩子从小跟我们过苦日子，你得多照顾点她呀！”这话这行动让人一看便觉得江青是想用这种小恩小惠来换取别人的心。

    果然，没过几天，小韩为毛泽东缝补了一件衣服，送到了毛泽东房间。江青一见便赶忙过来，竖着眼左看右瞅脸上马上露出嘲笑的神态说：“哎哟哟，小韩阿姨呀，看你补的针脚有多粗。”小韩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针线这类活没做过，脸马上红了，按理如果是知情人的话是不该当面说这样的话的。江青就不然，她不但不顾别人的自尊心，而且变本加厉地拿着衣服，走到毛泽东面前，仿佛有意展览别人伤疤似的，连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快看，阿姨的针线活做得真够水平！粗得牛都能钻得过了！”

    听着别人当众出自己的丑，别说是一个少女，就是我们这样的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站在一旁的小韩马上低头不语，两眼泪汪汪。

    毛泽东本来在看文件，无意管这类事，可当他抬起眼皮看到受羞的阿姨时，立即对江青发起了火，“你想干什么？蠢么！你就是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阿姨补得就很好。”

    同样一件事，毛泽东与江青的对待差异是何等大呀！其实，平心而言，小韩的那件针线活是做得不怎么好，可毛泽东说的话有人情味，而江青则是时时处处想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连阿姨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她都如此表现，可想而知她这个人的肚量了。就这么点小事，他们夫妻俩就如此差异，你能说他们夫妻之间不闹矛盾，感情不破裂吗？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人民领袖，一个是头脑里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所以两人无论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阶级立场上永远不会融洽和走到一起。后来的事实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这里不想多说江青与毛泽东夫妻之间的差异加分歧，主要是想说说江青与我们卫士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夹在中间，使我们不能更好地服务于毛泽东的事。”李银桥对此特作说明。

    正常情况下，我们卫士班一般为四至六人，分正班和副班，给毛泽东值班。正班是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副班是照顾江青和协调毛泽东、江青一家的一些事，显然，副班的作用也是为了保证毛泽东能有个安稳的家，以便更好地保证他主持主席的繁重工作。

    可江青不这么想，她本来就有女护士照料她的生活，但这位进北京城后的女演员开始慢慢膨胀起她的毛病来了。人渐渐变得娇气了。给人感觉她是有意摆“主席夫人”的架子。她的房间里也装起了像毛泽东屋里一样的电铃了，什么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要叫卫士代劳。

    说实话，虽然我们这些卫士觉悟都很高，而且大多是做伺候人的事，但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心里极为反感，是敢怒而不敢言。再一方面就是冲着毛泽东的面子。我们都看出江青与毛泽东合不来，要是到毛泽东面前说江青的不是，毛泽东准会跟江青大吵，一吵肯定会影响毛泽东的情绪，所以江青对我们怎么个使唤，我们是能忍则忍，不能忍也只好偷偷在背后骂她几句。

    江青对我们卫士的使用，总是显示她那种自以为无可非议的高贵地位。同时，她近似在追求一种主人使唤仆人的那种贵族式享受欲。而且必须完全要求我们照她的意思做。我们时常拿毛泽东和她比，越觉得江青不值得我们尊敬，而且她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那样做。我们伺候毛泽东，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党主席，日理万机，每天难有片刻闲隙，如果不是靠我们的服务与多少带有一点强制性的劝阻，日久天长，毛泽东的身体和脑子就恐怕难以持久地健康，那样将给中国革命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损失呢？因此，我们为他老人家服务无论怎样做，都应该的，丝毫不会有半点过分，而恰恰毛泽东本人对自己要求又严，生活方式极为简单，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丢在脑后，这更使我们这些卫士感到肩上的责任，觉得不服务好，不仅对不住毛泽东，而且是对人民的犯罪。江青的情况就不同了，她那时还基本没什么工作可干，除了一天到晚玩这玩那外，啥事没有，且她本人又年轻，吃得好，睡得好，按理就根本用不着别人为她服务。可江青不然，她把我们对她的服务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她使唤我们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为毛泽东服务本来是我们的正职，而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又极为简单。江青在这方面则不然。虽然我们给她值的是副班，可这副班常常不比正班轻松。

    譬如说，每天早晨起床我们卫士到江青那儿，第一句话一定要先问：“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样一句问候话江青一天不给你好脸看。她的早饭我们得端到她床上。她的床是特制的，能摇上摇下，只要摇一下床尾的那个摇把，就可以把她摇到坐式。这时再给她提上洗脸漱口的用具。完后，再把一只同样的是特制的小桌嵌在床上，江青便不费力地抬头即能将饭菜塞进自己的嘴里，江青身体好，且又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所以对吃东西非常讲究，中南海有不少名厨师，惟有一个叫缪炳福的师傅能为江青掌勺。相比之下，毛泽东就极为随便了，辣子、臭豆腐就可以对付一顿了。他们夫妻关系不和睦，吃也许是一个原因。睡的矛盾就更突出了。江青一向生活很规律，早晨准按时起床，晚上按时睡觉，该工作该运动，她都很准时。毛泽东就不同了，因此两人一个要睡觉了，一个便是工作时，一个起床了，一个又得开始睡觉了，很难睡得到一起，江青为此是十分恼怒的，但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难以改变的。这使得他们夫妻间的矛盾情绪就更容易激化。怎样来淡化这种“激化”呢？老吵架总不是个事。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少理会，不理会。江青虽然经常找毛泽东麻烦，但她还是怕毛泽东发火的。可是，我们这些夹在中间的卫士，便成了江青的出气筒。

    先说说卫士李连成碰到的事吧。

    小李是大连人，挺有心眼，干什么事有自己的主见，他平时言语不多。自我当上副卫士长后，因为有段时间是汪东兴兼的卫士长，所以，卫士一摊的主要领导任务是由我在主持。谁值正班、副班都由我安排。卫士们谁都愿意值毛泽东的正班，而不愿意值江青的副班，因为江青不好伺候，能躲她就躲吧。不过，又不能不值这个副班。小李不太愿把什么心事和委屈放在嘴上，因此大概是为这一点，我觉得他到江青那儿值班会好些，起码不会像其他心直口快的卫士那样惹江青生气，就这样，小李值江青的班多些，可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连小李这个有什么怨气也不愿挂在嘴边上表露在行动上的好同志，最后竟遭到了江青最无理的训斥，一直闹到李连成一走了之，毛泽东出面说话才算了事。

    那是1959年的事。记得我们陪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因为有个重要会议等着他老人家。江青则留在广州没走，我便派小李跟着她，这一下可把小李折腾苦了。

    不知咋的，江青这段时间脾气很是不好。前一天，小李像往常一样走进江青的屋里，刚踏进门几步，只听江青突然大吼一声：“给我出去！把鞋脱了再进来！”

    小李不知哪里得罪了江青，便赶忙退出去把鞋脱了，光着脚丫子又重新踅回。这时他才听江青咕哝道：“你们不会走路小声点，我就烦你们走路像马蹄敲鼓似的！”

    小李感到纳闷：地毯那么厚，我刚才进门时哪会有那么大的声音啊！小李心里很生气，可又不敢说啥，打这，他进江青屋，就得光着脚慢慢移动步子。

    “丁零——！”电铃又急促地响起，小李连奔带跑地过去，并且迅速地脱下鞋子，进去了。

    里面江青正漫不经心地在梳头。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小声地报告。

    “嗯，外面冷不冷？”江青连动都没动一下地哼了一声，问道。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听后，拿腔作势地说道：“好，我要出去散散步，你给安排一下。”

    小李一听，赶忙转身去通知有关部门。因为卫士只负责贴身的警卫工作。外围的警卫任务是靠地方公安部门安排的。一切安排妥当，小李又忙前忙后地为江青上去引道，以求得她的欢心。谁知小李不但没有听到一句表扬话，却当头又响起一个霹雳：“李连成，这么冷你竟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怎么可能呢？小李摸了摸额上的汗水，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还是这样想，也许是江青身体不适，于是便竭尽努力道：“我马上再给您取件衣服来。今天阳光很好，江青同志，您多活动活动有好处。”

    “好处？哼，你是存心让我感冒是不是？”江青瞪着一双大眼珠，甩袖转回到了屋里。

    小李愣了半晌，心头难过极了：我是一心想让她好，可她……眼泪溢满了眼眶，就差没掉出来。

    “小李，快！江青要打扑克了！”不一会儿的工夫，一位护士来叫李连成。小李马上起身，他明白，陪江青打扑克，对卫士和护士来说，虽说没有明确要求，但却是一项必须去做的特殊任务。为了少让江青去干扰毛泽东，就连罗瑞卿这样的大部长都要陪江青打扑克呢，我们这些卫士就更不用说了。

    但陪江青打扑克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是动了真格的，让她输了，你会没有好果子吃，要是一个劲地有意输给她，也是没好果子吃。要做到既让江青赢，但又不能让她看出是有意在让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江青在牌场上也算是个老手，为了打扑克，我们几个卫士曾跟她翻过天。

    这次是该李连成倒霉了。

    他和江青打对家。自然又是打升级了——江青对升级十分感兴趣，每次打到A时，她总是尖着嗓门得意地喊一声“噢——我又坐皇位了！”时隔几十年，有时我琢磨：江青后来一心想当“女皇”，是不是与当时打扑克的赢欲有关呢？嘿嘿，瞎说一句，别当真。

    毫无疑问，江青这边又是一路领先。小李眼看再战两把江青又要赢了，赢得太快是不行的。这时，小李就朝护士使了个眼色，让她们来点真格的。于是，李连成两次“失误”，对方扳回两局。牌场上有了点竞争味道，江青的脸上露出一丝胜利者的紧张微笑，这种“紧张微笑”的意思是“让你们临死时还哼两声，等你们再想喘第三口时——嘿嘿”。我们的小李却把江青的这个笑脸领会成：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让你们赢一把也不妨碍我又坐皇位。小李是这么领会的，于是出牌时又来了一次“失误”——“吊”！他把一张主牌扔出去，意在江青能再获一次对失败的嘲弄欲。

    “你吊什么？非把老娘吊死才高兴？”江青的一对大眼珠一下子竖了起来。

    “哎哟麻烦了！”小李差点惊呼一声。可已成定局，扔出的牌是不便再收回了，他赶忙赔不是：“我……我以为这样对您有利呢！”

    “有利个屁！你是成心想当内奸！对，内奸！”江青的火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了，一说起话就像机关枪似的。

    一片苦心的小李有点受不了了，声音很轻地嘀咕了一声：“干吗那么认真，输牌又不是输房子输地……”

    “什么，你这个小小的李连成也想反了？”江青听见了，气急败坏地将牌往桌子上一甩，“你给我出去！滚出去！我不要你！”

    小李一肚子委屈，可又不能说什么“滚就滚吧”。他穿好鞋子，正要出门时，江青又狂喊一声：“你不要走，到门外给我站着，我罚你站着！”

    “砰！”小李的身后一声门响，江青耍起了威风。

    站就站吧，小李以为江青一时恼火，等会儿就好了，于是规规矩矩地在走廊里立正站着。

    十分钟，二十分钟……他几次偷偷靠着那扇关闭的门，心里想着江青该出来“解放”他啦！可是，门始终没有开。小李的心凉了，像冰一样的凉了。

    “徐医生，快去劝劝小李，刚才他跟江青打牌，让江青生气了，罚他站着，他还真站着，都快一个小时了，你快去劝劝他。”女护士紧张地来找医生徐涛。

    徐涛过来了，他是留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同志，所以他来劝小李，“哎，别那么认真，她已经睡觉去了，你赶紧也走吧！她不是经常说政治上平等吗？”

    小李平时最能逆来顺受，今天可不是那个劲了，任凭徐医生怎么劝，他就是不肯走。

    “你是不是怕她没开口你就自己走了会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放哨，她一起床，我就再叫你。”徐医生好心说道。

    小李紧绷着嘴，坚决地摇摇头。

    “你呀！”徐医生无奈，一跺脚出去叫来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同志，苏虽说是厅长，可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先来劝小李，让他主动去江青那儿承认错误。

    “听我一句话，去吧，认个错不就完了。”

    小李的牙齿咬着嘴唇，说：“我没错。我已经全心全意了……她竟这样对待我……”他哭了，是无声的抽泣，只有从一双强烈起伏的肩膀看出他心头受的天大委屈。

    大伙谁也不说话了，留在走廊里的是一片叹息声。

    这天晚上，小李从广州给我挂了长途电话。我一听赶忙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哼，她这个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泽东气愤地将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诉他别生气了，看在我的面上，让小李马上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离她远远的，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李连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江青这个人确实惹不起。毛泽东都常常不愿跟她在一起，因为是夫妻，面子上有时还不能做得太绝，所以毛泽东采取了离你远远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毛泽东是主席，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卫士就不行了，有时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卫士中她平时最喜欢的田云玉去陪她。江青外出总要带几件必备用品：大衣、眼镜、围脖，以及坐车用的靠垫。小田刚接班，有些手忙脚乱，那个垫子没有找着，转头一看江青已经上车了，以为是她自己已经拿走了，便空着手匆匆地追着上了车。

    “靠垫呢？”江青问。

    小田一听，坏了，赶忙跳下车跑到屋里找，还是没找着，无奈，他又空手回到车上。

    江青大发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不去，你不要去了！”

    我听说后，赶忙过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不要生气了，我陪你去吧！”江青这才罢休。车很快就开了，隔着玻璃窗，我见一向在江青面前总是欢声笑语的小田，此时两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

    看着小田，我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也勾起了我一段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往事：

    ……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为毛泽东与我这个人感情较融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江青对我也比较热情，打扑克时，只要我在，她总会安排我与她打对。这一次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为党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修的六栋小楼。他们每家一栋外，我们工作人员住一栋。从1952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这八年间经常住在这里，以后就不住了。

    这一天江青照例没事干，就拉着我打牌。我一坐下来就发现江青的脸色不好。又有什么事了？我心里不安地琢磨起来，可总不得要领。越不得要领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连成似的一连出错了两次牌，刚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的使劲一掷，嗓门大得吓人，她叫喊着：“不打了！你李银桥，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今天一定让你说个明白的！”

    江青这突如其来的发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护士、卫士们吓愣了，都不知怎么回事。但最紧张的还是我。当时我一听这话，脸刷地一下红了：糟了，她怎么知道我说这话？

    原来，这时全国正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江青自知历史上有些说不清的事，向来就反感这类查祖宗三代历史的整风运动。这不，“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她又嘴里骂骂咧咧地躲开了，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一天问我：“江青为什么一见运动来就走呀？”我随口说了声：“她躲风呗。”

    这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怎么传到江青的耳朵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江青气得一个劲儿地喘粗气，绕着牌桌来回走着，似乎觉得气不过来又跑到院子里气呼呼地转动。

    我简直慌得不知怎么办，说也说不清，于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这一次江青是气出窍了，眼泪溢在眼眶里：“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呀！你哑巴了！”她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

    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是徐秘书问我时随口说的。

    “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一直在政治上保护你，你反倒诬蔑我。”眼泪从江青的眼眶里淌了出来。

    我更加心惊肉跳。“没没，我没有诬蔑过首长……”

    “没有？”江青哼了一声，“我听到的就这一句，没有听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呢？你说，你都说我些什么？”

    我连连说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江青不知怎的搬出了这个问题，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小孩，新中国成立后，李敏跟她的妈妈，吃尽千辛万苦后回到了祖国，毛泽东把李敏接到了身边。江青一直对李敏的问题极为敏感，我没有也不敢在这些是非问题上插半句话，可江青搬出这个问题，更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不想说？”江青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责问我，“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叫你派车接她回家，你就不去接？”

    我想起来了，那是江青为了照顾情面，周末时让我去到学校接李敏回家，可我去后，李敏这孩子说学校有事不愿回家，于是我也没有办法就回去了。不想江青以为我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唉！

    “江青同志，我是去接了，可李敏她不肯回来。”我说。

    江青哪能相信我的话，喷着唾沫星说：“是你挑拨后才这样的！李银桥，李银桥，你现在自己也有家了，你知道我这个当后妈的不好当，可我哪儿痛，你就往哪儿戳刀子，你还不承认！”

    这是明摆着冤枉，我说：“这条我绝不承认！”

    江青见我硬起来，气得跳了起来：“你不承认，你还挑拨我和主席的关系，你也不承认吗？”

    上帝，这下我可没话说了。因为为了吃红烧肉的事，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逼问，我不得不把江青要我那样做的冤屈讲了出来。为此，毛泽东向江青发了火，也因此他们分开了吃饭。江青能对我不嫉恨吗？

    全完了。我知道江青心目中对我这个卫士长是怎么个看法的。

    别无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毛泽东，就叫他老人家“裁决”了。已是下午四点，他也快起床了。我对江青说了声“主席快起床了，我得照顾他”后，便走到毛泽东住处。

    “主席，我跟江青吵起来了。”毛泽东正倚在床栏上看报，我小声报告道。

    “你为什么要跟她吵呀？”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问了声。

    我说：“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

    “那为什么事呀？”

    我就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说了一遍。毛泽东这下停止了看报，思忖后说：“看来我得出面跟江青谈谈，你去叫她进来。”

    返回院子，只见江青正在打转转。我说：“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江青一听更火了：“你真行啊！”显然，她以为我是“恶人先告状”。

    我心里忐忑不安，在值班室静候毛泽东夫妻对我们“发落”。“丁零零……”电话响了，我知道是毛泽东在喊我，便蹦起身就往里走。

    毛泽东见我进了门，吐了口烟，说：“看来你得写检查，光靠我帮忙还行不通呀！”

    “这……”我的右手搓着后脑勺，发愁道：“主席，您说怎么写呀？”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吆。”

    “我是说过她躲风，可绝对没有诬蔑她的意思。”

    “那你就写话说过，但绝没有诬蔑的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怕我写不好，毛泽东又随手拿了一张纸，用手指当笔在纸上画着：“这样，开头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说到这，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没有。去接李敏了，她不肯回来。交代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后先交我看看。”

    “是。”

    看得出，毛泽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虽然现在他要当中立的法官，但明显是要为我“作弊”。我踏实了，心头万分感激毛泽东。于是，这份检查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得特别认真。

    “嗯，可以。”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暂时得到中南海躲躲。”

    “躲？”

    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这一“躲”就是十来天。心想，这事还真难，毛泽东出面了到现在还没解决，看来复杂呢！我心里不免又担心起来。

    正在我犯愁时，毛泽东的值班室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到新六所。

    “银桥，问题解决了！”毛泽东一见到我，就笑嘻嘻地说。仿佛为自己解决了一件大难事。“江青这两天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点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吗？”

    我还能不明白？毛泽东在给我充好人呢！我一阵高兴：“明白。”

    毛泽东摆摆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等候。不过，我想有毛泽东亲自安排，一切都会如情如愿。

    “丁零零……”大约十几分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打来的，说是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赶忙出万寿路，搭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医院。一进病房，见没人，正在疑惑时，只听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知道江青在里面。果然，不一会儿，江青擦着手从里边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跟我握手。

    “你来啦？”

    “来啦。”

    “快坐！快坐！”看到江青这般热情，我这一二十天中吊起来的心总算落到了原位。后来才知道，江青如此转变，全在毛泽东多次为我“用计”。就是刚才接到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也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间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说：“你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吗，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就是在这种“催化”下，江青才让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而我要给江青“买”的东西，也都是毛泽东为我专门准备好的。

    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毛泽东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如实将见到江青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毛泽东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因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铁证”了。为此使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江青，毛泽东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毛泽东晚年后，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毛泽东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到处可以出头露面。这期间，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江青基本没有什么官职，毛泽东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不合情趣，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毛泽东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对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毛泽东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有他从内心发自对江青的不满和为江青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做过这样的断定：“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会伤人。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讲的话，那时江青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但毛泽东对她却早有评判。

    从毛泽东说的话和他在江青面前处理的事看，我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毛泽东对江青有许多看法，甚至有时是愤愤的看法，但他没有办法——当然凭他能扭转乾坤的伟力，什么事都并不构成对他的妨碍，但惟独对江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他妻子——尽管是一个无法同杨开慧那样贤惠、相爱的妻子相提并论。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已同江青很少在一起生活了。他烦她。江青在他身边带来的不是快乐和轻松，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唠叨和争吵。毛泽东一生为政，但对江青那样“关心”政治却感到反感。他不愿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一再提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一致同意后，江青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个正式的重要职务：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余四个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会还是晚上开的，直到天亮时才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开始他是一直反对江青做秘书的提议，后来其他常委一再解释、劝导，天也快亮了，看得出毛泽东也感到有些疲倦了，这时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东方发白了，他的生物钟提醒他：该睡觉去了。

    江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迈入了一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对江青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不允许他改变他跟江青的夫妻关系，可是他依然采取“远远离开”的做法。因为江青夹在中间难办的情况，不仅对我们卫士是这样，对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这举一例——

    自延安开始，为了让毛泽东能休息和散散心，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算把毛泽东的“舞兴”培养了起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周末舞会”。那时，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会议和活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除彭德怀外，都会到舞场上翩翩起舞，毛泽东也经常参加。在舞场上，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严肃，个个十分活跃，他们特别愿意在这种场合与小青年们热闹，越热闹越高兴。在舞场上，气氛特别好，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随便。

    王光美等领导同志的夫人们也是舞场上的积极分子，她们的到来，更使舞场充满热烈优雅的情调。惟有一位来了，就会“大煞风景”。她就是江青。

    每当舞会上突然出现毛泽东时，舞场上会呈现一片难有的活跃、轻松、奔放气氛。那时年轻女同志都希望能同毛泽东跳上一阵。可是当人们发现毛泽东身后跟着一个江青时，欢快的舞会一下变得莫名其妙的拘谨。舞伴们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平常的逗笑声、取乐声会一扫而光。大家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可碰到这种情况，他明显有些不自在。尽管他会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来调动气氛，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毛泽东背后里总对我们卫士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这种情况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舞会本来就该让大家轻松愉快，特别是毛泽东能到舞场对大家、对毛泽东本人更是希望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如果适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么办呢？看来谁都不会也很难提出什么办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是不便提出什么想法的，那些来参加舞会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么。毛泽东本人则更难处理他带来的夫人江青了。冷落江青是不行的，老让她跟毛泽东也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很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热闹。那么有哪位男士包括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普通人敢主动去邀请江青呢？显然极少和难得了。咋办？几次舞会后，我一直在家琢磨这件事，最后结论是：看来要靠我们卫士了。因为我们卫士一则全是男士，二则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三则都是毛泽东、江青辈分下的“毛孩子”，四则平时也负有照顾江青的职责。果然这个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当然不能让江青感到我们是有意这样具有“任务”感地去做的。

    从那时起，我偷偷向卫士们吩咐了这样的任务，在毛泽东和江青都去参加舞会时，我们要积极热情地邀请江青跳舞，既不能冷落她，又不能让她太多纠缠毛泽东。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参加舞会时，第一曲舞毛泽东会主动和江青跳，那时我们应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呢？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毛泽东与我们配合得极好，只要他不想再和江青跳时，他会暗中给我们卫士使个眼色。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的眼色，就会马上“行动”，这样既“解放”了毛泽东，又使虚荣心十足的江青感到自己永远是舞场上不可忽视的主角。

    然而，江青，毕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会在舞场上突然出现怪论、怪调，以致整个舞场又会陷入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记得1957年我们在杭州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天，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因为江青也在，所以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及我们几个卫士便一起到了舞场。

    舞场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外，大多数是杭州市的几个文艺单位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毛泽东一到舞场就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跳么，好好热闹热闹。”

    活泼的姑娘们正要拥向毛泽东的一瞬间，她们看到了一身庄严、华贵的江青，戛然止步。原是叽叽喳喳的一片欢笑声，顿时姑娘们胆怯地退到两边，变成了有节奏的、而实际上是死板得很沉闷的鼓掌声。

    人家都感到很干巴，毛泽东更是这样感觉。到舞场里来，他是想作为一名普通人进来的，可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继续当他的领袖、主席。

    惟独江青觉得正常。乐曲一起，她面带庄严、从容优雅地将手搭在毛泽东的肩上，进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确实很不错，但明显地缺少热情。看得出，毛泽东跟她跳得有些别扭。

    一曲完毕，在第二乐曲再起时，我见毛泽东朝我们卫士这边“发讯号”了，于是，便轻轻捅了一下田云玉。小田是个活泼机灵且长得蛮帅的小伙子，深得毛泽东、江青喜欢。小田走到江青面前很热情、礼貌地邀请江青。江青朝毛泽东娇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卫士挡驾了，这意思很明白，毛泽东善意地微笑了一下。于是，江青和小田成了一对舞伴，于是毛泽东又被“解放”了，到了群众中。

    我坐在一旁觉得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感。

    突然，优美、奔放的舞场上响起一阵尖叫。“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谁在这么咋呼？我一惊，全场上的所有跳舞者也都一惊。我目光第一个任务是寻觅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朝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瞅了一眼，马上皱起了眉头。我马上明白了，准是江青干的。果然，只见远离乐队的江青双手捂着耳朵，很恼怒地朝着乐队在唠叨着：“你们声音不会小一点点，这么刺耳！”

    乐队指挥十分惊慌地重新换了个曲子。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竟换了个更奔放刺耳的曲子。

    “哎哟，吵死了！你们成心哪！”江青捂着耳朵直冲乐队走过去，“换换！马上换！”

    当乐曲重新奏起时，舞场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压抑的气氛。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省委负责同志的一再鼓动大家要“活泼”“热闹”起来，可始终不得如愿。

    回住处的路上，毛泽东没有同江青坐在一辆车上。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江青的气。直到临睡觉时，他才冲我说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江青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么话都没说。心里想着，这事我们没有办法，您老人家同样没有办法。多少事，只要江青夹在中间就搞不好，难道您老人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