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五一”假期里，当城市里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带着欢笑，忙碌着去那些风光名胜之地旅游的时候，本文的主人公——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告诉我，他必须去处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心就发揪。”他用这词形容内心的急切与愤慨。
关于他说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运城时他就说过，当时我觉得这事是横在这位先进纪检干部面前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出于“宣传”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处理这样的事照样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如果这事处理不好或者处理成“夹生饭”，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动的地步嘛？但梁雨润摇摇头，他异常沉重地对我说：如果不能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我以前纵然有中条山（当地的名山）一样高大的“先进”牌牌，也等于零。
为这事，我们曾经为“还能不能”使写他的这篇作品问世而争执过。
“相比畅春英一家十几年来经受的打击和遭遇，我们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否宣传自己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没有多少可比性了。真的，不瞒你何作家，我曾暗想过，如果像畅春英家出的那种事，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再解决不了，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父亲管苹果园去，因为我觉得比起畅春英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受的冤屈，我们当不当官，能不能升职，似乎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如果说当官还能解决好像畅春英家这样的老大难问题，那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官没有白当……”梁雨润说上面这段话时显得很激动。
我为前途无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从第一次接受中纪委有关部门的邀请采访梁雨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着他处理畅春英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这件事处理起来实在太难，因为难在我们常人无法想像得出世上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对农民夫妇，当活生生的儿子被杀害后，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而将死去的儿子装入棺材放在家里整整13年，家贫的夫妇两人到处上访告状。期间，丈夫不堪悲哀与经济负担，重病缠身，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中年。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一位农家妇女，身怀海一样深的悲愤，又将丈夫装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倾家荡产，挥泪出门，再度走上上访遥途……
梁雨润与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农家妇女的相遇是在市纪委信访室。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纪委有人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梁雨润，说有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你梁书记。
“咋一定要见我嘛？”梁雨润顺口问了一声。
“咱运城这一带谁不知道你是专为群众办事的‘百姓书记’嘛！”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梁雨润与单位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立即从原本上办公大楼的方向转了个弯。
进了信访室，他一眼就看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坐在长椅上。
“大娘，你要见的梁书记来啦，有话你可以跟他说。”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农妇说。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大娘一听这话，全身立即像触电似的一阵颤动，随后她抬起头，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望着站在跟前的梁雨润，眼泪顿时如雨而下……
“你就是梁……梁书记？”
“是，大娘，我是梁雨润。”当看清对方容貌时，梁雨润的心猛然一颤：又是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凭着职业的敏感，梁雨润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太太，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大娘，您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说您的事，啊，慢慢说，我们会想法帮您解决的。”梁雨润起身将畅春英扶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然后轻声询问：“大娘您今年高寿？”
“我？高寿？”老太太自言自语地看着梁雨润，又看看屋里的其他人。
“梁书记问你多大年龄。”有人对她说。
这回畅春英明白了。她向梁雨润伸了伸右手，再伸了伸右手，又举起左手的四个指头。
“您才59岁呀？！”梁雨润惊愕不已。他转头用目光询问信访室的同志。
“没错，她比我小两岁，1942年1月生的。”有位老汉长叹一声，道：“她可是个苦命人，都是愁老的啊……”
“大娘，你说说吧，我会尽力关照您的事。”梁雨润的心头顿时堵得慌。
“梁书记——”突然，畅春英“扑通”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一声撕人心肺的惨烈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
“快快，快把老大娘扶起来！”梁雨润大惊，立即命令纪委信访室的同事：“马上叫医生过来抢救！”
“快快……”信访室内的人顿时乱成一团。还好，正当大家手忙脚乱时，畅春英大娘苏醒了过来。而她做出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紧紧拉住梁雨润的手，不再放开。那抖动着的嘴唇，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梁雨润的手上，令他感觉透心的寒冷……
畅春英是运城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的农民，她的儿子姚成孝是个退伍军人。1989年的一天，姚成孝骑自行车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因为路不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就发生口角。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由于这个村打文革起就派性严重，村里的家族势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这回撞的是村支部书记的两位大公子，对方当然就不干了，又仗着平日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来。姚成孝觉得自己连车子都没挂一下对方的衣衫，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呀？这一方非要赢回威风，另一方又不甘吃亏，你打我回，几招过后，村书记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趁姚成孝不备之时，拿起刀子连捅姚成孝两刀，姚成孝当时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后被村上路过的人看到，急送医院，可由于流血过多，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在倾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的畅春英和姚成孝的父亲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判了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主犯只判12年，从犯3年。
杀人偿命的道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还懂，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法院判杀人犯判得太轻，所以不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和丈夫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放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住的那间房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判决。为这事，老两口便开始上县城，跑运城，奔太原上访申冤。光北京就去过4次，连天安门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畅春英夫妇了。
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畅春英和老伴不知怎么个向政府申诉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华门那儿，见解放军战士在那儿站着岗不让进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后披麻戴纱地在新华门口长跪不起。老两口还没有来得及哭喊几声，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同志了解实情后，并没有难为这对山西农民，但告诉他们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特别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办公地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一级一级的来处理。后来山西方面来人将他们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会很快腐烂发臭的，再说虽然没有“鬼”一说，可毕竟死人不入土，邻居和周围的人受不了呀！特别是一到夏天，那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直熏得方圆十几里路都能闻得见。姚家从此成了谁也不待见的“死人户”，白天村上的小孩子们绕过姚家上学，晚上连成人们都不敢出门串亲访友，怕姚家的棺材里钻出一个“鬼”来喊冤。失儿离众的畅春英和老伴越发感到悲哀，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只有在儿子的棺材面前向鬼魂哭诉人间冤情。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伴着阵阵夜风，飘荡在四周的村野上空，更令乡里乡外的村民们毛骨悚然，长嘘短叹。
畅春英的老伴姚志忠是个农村教师，他知情知理，可同样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老两口你携我扶着又一次次地往县上、市里、省城甚至北京城里跑，成了天安门派出所的常客。他们手中拿到的领导“批示”有厚厚的一叠，但“批示”后面的下文就没有了。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啊跑，而长眠在棺材内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干巴了，直到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云丝似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只有半夜里他的亲生父母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依旧飘荡着。
常年的上访和悲伤，使畅春英夫妇身无分文，疾病满身。1996年，畅春英丈夫又在上访的回程路上猝死。老伴在临死时拉着同是病魔缠身的畅春英叮咛道：“家里借不到钱，就不用为我备棺材，也可以扔在野地里不埋我，但儿子的事你一定要上访下去，直到有好干部来管我们。”
那年畅春英五十刚出头，可她的模样已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了，总算给老伴备了口薄皮棺材，只是既没有办丧事也没有给他入土。她把装着老伴的棺材放在自己的房间，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天天依偎着棺中的老伴，权当他还活着……
畅春英家共有三间陋房，隔成两半，中间一道墙壁。老伴死后，她家隔开的两半房子内各放一具棺材，儿子和丈夫默默地躺在棺内伴她日起日落。打那以后，村上的人再也听不到深夜那一男一女此起彼伏的凄凉悲切的恸哭声了。丧子失夫的畅春英早已哭干了眼泪，只有每天夜深人静时，她才像全身瘫了似的伏在儿子和丈夫的棺材上用苍老的双手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棺木，借以倾诉心中的无尽悲愤与思念，那拍打棺木的声响，在静寂的黑夜里，显得很响，传得很远，会惊醒三里五村，会引得鬼泣犬哭……
村上的成人和孩童谁也不敢再接近畅春英，虽然他们非常同情她，但毕竟那两具停放在屋子里的棺材，让所有的人无不感到恐惧和晦气。村上的干部，乡里的领导，一届又一届，届届都知道胡家堡有这么一户家里停放着两具装着死人棺材的“上访专业户”，但谁都没胆子进过畅春英家一步。
“并不全是怕死人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而是怕自己没那个能耐帮姚家了结冤情。唉，说来愧疚啊！”村干部、乡领导谈起此事，谁都摇头。
不用说，与畅春英同村的人更是有气无处出，人家已经惨到这份上了，你还能说啥不是？可政府和干部们吃什么饭的？咋就没个人来姚家瞅一瞅？开始是畅春英独自上访，后来村上的人也受不了了。特别是那些男娃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就因为这村上躺着死人，夏天“死人味”冲天，那外村的女孩子说啥也不愿嫁这胡家堡村来呀！十几年来，村上的年轻人只出不进，这可愁坏了爷们娘们，于是有人告诉畅春英说，运城市纪委有个“梁青天”，他是市纪委副书记，人称“百姓书记”。你去找他，准没错。
走投无路的畅春英将信将疑地擦着眼泪，然后朝大伙作作揖，随即拎起身边的那只麻袋（这是几年来支撑她上访和度日的惟一“财富”，用它捡酒瓶和破烂卖钱换饭吃），便来到运城，找到了市纪委梁雨润……
“大妈，你不用再说啥了，我一定想法为你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让他们能入土安息，在九泉之下合上眼……”梁雨润听完畅春英一番难以置信的哭诉，心头早已阵阵痛楚，“什么事都可以放一放，但这件事再不能拖一天了！”，梁雨润感慨万千，不由对天长叹。当他抚摸着畅春英老人那双粗糙干裂的手时，默默地从口袋中掏出50元钱。
“大娘，你先上街吃顿饱饭，改日我一定上你家去。啊，千万别再受上访这份罪了！”
“梁、梁书记啊，我和我躺在棺材中的儿子、老伴，一起在家等着，你可一定得来……”畅春英话未说完，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梁雨润看在眼里，心头阵阵作痛：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一个为了能听到一句公道的话而在家中放两口棺材整整十几年生不如死景况凄惨的乡村老妇人——除了党和政府能救她，还会有谁能给予她一丝希望呢！
可这漫漫十几年里，我们是不是欠这样的乡村老人太多太多东西了呀？！梁雨润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第二天，他来到畅春英所在的河津市调查了解情况。当地法院领导一听这事，朝梁雨润直摇头：她的事全法院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可就是不好办呀！
怎么个不好办？梁雨润要问个究竟出来。
“因为当时畅春英没有向法院提出在刑事判决的同时附带民事赔偿这一条，所以作为受害家属的畅春英一家自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经济赔偿，这是其一。其二，虽然她后来多次上访，也曾提出当时没有进行民事赔偿这一条，可我们这儿的法院已经换了好几茬人，陈年旧案不好再翻过来。”法院的人说。
“畅春英夫妇上访多年，你们知道吗？”
“知道。样子也挺可怜的。”
“那你们有人去过她家了解过情况吗？”
“没人去过，她家放了两口棺材里面都装着死人……”
梁雨润见法院领导的脸部表情僵僵的，便什么话都没有说了。
“你是小梁乡党委吗？你就是书记？！那好，请你带上民政干事，我们一起上胡家堡村，就是上那个畅春英家。对对，就是那个家里放着两口棺材的人家。什么？问我知不知道那棺材里有死人？当然知道。我今天就是为这事而去的。请你也尽快到胡家堡村，我们见面再商议具体解决方案。好，就这样。胡家堡村见！”梁雨润说话间，已经登上了去畅春英家的面包车。
十几年来从未有人围聚过的畅春英院子外，此刻却人头攒动，热闹异常。自打1989年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死后装入棺材的那天起，整整13年间，她畅春英家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人到她家来往过。这一天，梁雨润是作为十几年来市县乡三级党组织和政府官员中第一位踏进她畅春英家的领导干部。
“梁书记，你真的来了呀！”畅春英颤颤巍巍地从里屋走出，泪流满面地拉着梁雨润的手，久久不能言语。老人凝视着眼前的梁雨润，仿佛是在做梦。
“大娘，这些年您受苦啦，我们早该来您家看您和您没有入土的儿子及老伯……”梁雨润向畅春英大娘说完此话，便独自大步朝放着棺材的两间破屋走去，并且站在那两口棺材前凝视许久，然后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
“儿啊，他爹啊——你们睁眼看看哪，梁书记他到我们家来啦！他代表政府来看你们啦——十几年啦，你们盼啊盼，连魂丝儿都盼干了，今儿个你们该知足了呀啊呜，我的儿啊，你和你爹该瞑目了呀——啊呜呜……”就在梁雨润鞠躬默哀的那一刻，吃尽人间苦楚的畅春英大娘再也无法克制地一头伏倒在棺材盖上，嚎啕恸哭起来。那断肠裂肺的恸哭，像决堤的山洪，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村民和干部的胸膛，人们无不落下同情的泪水……
“大娘，根据你家庭的经济状况，政府决定给2万元经济补助，好让你儿和丈夫的灵柩早日入土。”
“梁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儿和老伴的棺材埋了。过去即使有海一样深的冤，有你这么大的干部今天上我家来这一趟，看咱屈死的儿和苦命的老伴一眼，我从今再不上访了！我谢谢你，谢谢党……”
“大娘，我要代表党组织和政府向您表示歉意，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一家受那么大的冤和苦，真对不住您老人家呀！”
“不，梁书记，我要谢谢你，谢谢政府和党啊！”
梁雨润和畅春英就这样长时间地边流泪，边诉说着，那情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当然，最受震动的是那些闻讯赶来的县乡村几级干部，他们面对这一场景，都忍不住愧疚地低下了头。
不是吗，如果他们都能像梁雨润一样早一点来真正关心和看望一下畅春英一家，已是悲哀万分的姚家怎么可能还会雪上加霜，走上了漫漫几百次的上访路？怎么可能父子同赴黄泉路？怎么可能两具装尸棺材露放几年十几年？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如此不可想象的人间悲剧？
我在北京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用电话拨通了梁雨润书记的手机。希望能听到他对此事的激动人心的描述，然而手机里的他，却异常平静地说：我做的事算什么？就说我去畅春英家的事，其实根本不值一提。人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觉得当年自己的儿子死时法院判得不公，希望政府给个纠正机会，就为这，吃尽了千辛万苦，搞得家破人亡。当农民的有啥本事？没呀，所以他们用不埋死人把棺材放在家里作为惟一的筹码来争取自己那一点点权利。可是我们的干部和领导们十几年来居然可以对此不闻不问，就算是吓得不知如何办好，至少人家上访了多少年，你也应该到受害者家里访贫问苦，问寒问暖一回吧！你一直不来，十几年不来一次，人家心能不冷吗？畅春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病魔缠身的农妇，她能做的出格举动仅仅是去跪倒在政府大门口。要是换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人，你能料他不会干出什么过激的事？这种教训太多了。我听说她的事后就着急，不是着急畅春英家的两口棺材已经停放的时间有多长，而是着急我们这些身为百姓父母官的干部们为啥在这么长时间里不上人家家里看一看，关心关心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人家受了那么多的难！你当干部的，当共产党员的，为啥不想一想他们的疾苦呀！跟你说实话，我到畅春英家那天对她说政府看她困难，准备补助她两万元，那是我提着胆说的，因为我纪委没有政府职能，也没处拿这笔钱的呀！可我看到畅春英家这么个景况，尤其是她四邻八乡的村民们这十几年因为她家的那两口放着死人的棺材，实在受了不少难以想象的苦恼，再不解决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姚家家里放三口棺材？想想这些，我们当共产党干部的能安得了心吗？所以我当场自作主张给畅春英大娘许了这么个诺。人家一听我这话，立马好像十几年的冤屈就顿时烟消云散了，还特意买了一条“红河”烟要请我们抽。你知道她畅春英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吗？她为了上访，常年住在街头，没有钱，她就靠捡啤酒瓶拾破烂。听说有一次因为睡在信访室的水泥地上八天八夜，得了重感冒，差点没有抢救过来。像这样的人，要是再出个三长两短，你说她一家的冤还有谁出来向政府说一说呢？那天离开畅春英家后，我立即给河津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当时我心里也在发毛，到畅春英家虽然把事情解决得那么痛快，可要是我许下的两万块钱见不着影子，那我不是在畅春英老人那颗已经流干血的心上又捅了一把刀子吗？河津市委书记一听我说的事，连声说道，梁书记啊梁书记，你今天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别说两万块，就是十万块，我也会让政府给。这我才放下心……
“这么说，畅春英同意把家里的两口棺材入土了？！”我听后不由为梁雨润松了口气。
“她是同意了，但真要把棺材埋下土还难着呢！”梁雨润在手机里长叹了一声。
“为啥？”
“人家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心头的悲痛太深了。她不求别的，最主要是想法律上有个让她心服口服的说法。”
“那法院方面能不能重新判决呢？”
“这很难说。”
“又为什么？既然是明摆着当时判得不完全，就该知错改错嘛！”我说。
“事情不那么简单。”梁雨润说，“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你明知是有些问题的，特别是对案子，已经判了再翻过来，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涉及的情况有时你想象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老太太为了要个说法，活脱脱地陪着两个死人朝朝夕夕了几年十几年呀！”我感到巨大不平，说这话的声音几乎是在喊。
“我知道，其实我除了苦口婆心地动员畅春英把家里的两口棺材埋了，更想在法律上帮她弄个明白，这样不至于死人埋了活人心里还咽不下这口积压了十几年的冤气嘛！”
“那对法院重新审理你有多少把握？”
“说不上来。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要让法院能真正从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不是为掩饰自己而动起来。难就难在这地方。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陈年老账不好翻……”听得出，梁雨润想纠正法律上对畅春英家的判决所面临的难处远比动员受害者家属埋掉家里两口棺材还要艰难得多。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心怀巨大悲痛，跑了十几年的上访路，伴着两个亲人的尸体生活了这么久的日子！放心何作家，只要我在纪委岗位上工作一天，就一定要把畅春英家的事处理好……”
我们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对梁雨润处理“特殊事件”的每一个进展，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着一个农家妇女怎样地背靠两具亲人的棺材，一天天苦度人间沧桑？虽然一次次在午休和深夜的恶梦中我被各种奇形怪状的想象所惊醒，但一旦回到现实时仍无法想象世上还有像畅春英这样的事以及她在这过程中所承受的那种生者与死者共枕数千个日日夜夜的岁月！
我的心一直揪着，为苦难的畅春英，也为一心想妥善处理此事的梁雨润。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梁雨润从运城给我打电话过来，向我报告了喜讯：当年判决杀害畅春英大儿子姚成孝一案的河津市人民法院经过几个月的重新寻找案宗和调查审核，终于作出了“（2001）河民初字第466号”新的“民事判决”，该判决如下：
经审理查明：原告畅春英系姚成孝母亲，1989年3月15日，被告胡玉信与胡玉华在同姚成孝撕打时，用匕首将姚成孝伤害致死。1990年4月12日，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胡玉信有期徒刑12年，判处胡玉华有期徒刑3年。同年7月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姚成孝死后，其父姚志忠为儿子遇害一事多次上访上告，于1995年去世之后，原告畅春英继续向有关部门上访上告，并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部分。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姚成孝的伤害行为虽然发生于1989年，但原告方多年来一直为此事向有关机关和法院上访上告，诉讼时效因而未中断，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被告应当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其伤害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原告的其它之诉，因无举证，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119条、第14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胡玉信和胡玉华赔偿原告姚成孝死亡补偿费48765元，丧葬费500元，误工费70元，被抚养人安置费22750元，精神抚慰费3000元，共计311965元，其中由被告胡玉信承担80％，计249572元，由被告胡玉华承担20％，计62393元。
听完上面的消息，我不由心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口气既为梁雨润，更为总算有个明白说法的畅春英及其她的一家。
“这个结果应该说对畅春英一家是个比较圆满的‘说法’！”我说。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便忙问梁雨润：“被告方胡氏兄弟那边怎么样？”
“对方自然不服，说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该吃的官司也吃了，当时刑法既然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赔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及民事赔偿？他们认为时效也已经过了，所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你觉得运城‘中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由又着急起来。
“等着吧。是冤情的，人民法院总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梁雨润充满信心，并对我说：“你再来运城时，会有结果的。”
“五一”前夕，梁雨润在电话中告诉我，“事情快有个圆满结果了”，如有机会希望我再去一趟运城。“当然”，我很快作出了决定，于是在人们欢庆“五一”长假时，我的行程目的地则是黄河边的那块晋南大地。
到运城，梁雨润给我看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作出的对胡氏兄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中院”的终审判决这样说：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指河津市法院2001年10月26日之判决——笔者注）认定没有出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0日给河津市人民法院的公函载明：畅春英是受害人姚成孝的母亲，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市政法委、中院领导都十分重视。经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的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原审原告畅春英等多年来一直在向有关机关上访上告的事实，并依照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公函，认定原审原告畅春英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判令原审被告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其伤害所为给原审原告方造成的经济、精神损失进行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胡玉信、胡玉华诉称畅春英有诉讼请求已超法定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至此，畅春英等了13年的一宗悬案终于在梁雨润和河津市法院、运城市中级法院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法律给了一位农家妇女一个明白的说法。只是这个“明白的说法”来得太晚了，然而它毕竟来了！
畅春英该让自己的两位亲人棺柩入土了——我从心底里这样期望。
“你想到畅春英家看一看吗？趁现在她家的两具棺材还没有入土……”到达运城的当晚，梁雨润就问我。
还用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第二天一早，梁雨润就带我一起来到一百多里外的河津市小梁乡畅春英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畅春英。我无法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满头白发，脸上布满刀形纹的“大娘”才大我十来岁！她一看梁雨润便哭得直不起双腿，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救命恩人”四个字。这使我有时间粗粗地看了一下她家的房子，那正是一个残垣断壁的破宅基，三间正房尽是用黄土垒起的泥房，那所谓的墙壁多处脱露出可以过人的洞穴。走进畅春英的家时，我感到阵阵胆怯（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没有很多旁人跟着，我是没有胆量独自进这房的）——三间土房，有两扇门，而两具装有死人的棺材对门而放，一看便可见得。置放了十三年的畅春英大儿子姚成孝的那口棺材，在左边的房间内，是死者生前住的地方。在这里，死者曾经与同村的一位姑娘成婚并生有一女，后来姚成孝被害后，他的媳妇带着姑娘离开了这间房子，独剩下死者冷冰冰地躺在这儿十三年有余……畅春英听说我也当过兵，更是老泪纵横地拿起原本放在棺材前的儿子遗像，一个劲地哭诉起她儿子在世时是如何地“有出息”。我拿起姚成孝的遗像，觉得小伙子真的长得很英俊，而他死得又多可惜！
我向棺柩内的死者默默致哀时，心头涌起万千痛楚：年轻人，你这样默默地躺下了，却让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受了多少罪啊？！
在另一间的灰暗小屋内，放置着的是另一具棺材，里面躺着的是1995年逝去的畅春英的丈夫，死者姚成孝可敬的父亲姚志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断定谁也无法想像畅春英家的“一贫如洗”：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一边放着姚志忠的那具棺材，一边是具土炕，在这个不足两米的土炕上，畅春英和现年已是37岁的光棍二儿子同枕了十几个春秋。而在这样一个硬棒棒的冷炕上，我只看到一块补了几处大补丁的薄薄小床单……在这样一个破落的家庭里，即使纵有千金万银堆着，也不可能有哪家的闺女愿嫁进来。当我心存余悸急急地从畅春英家的屋子里退出的那一刻，悄悄冲梁雨润说了句耳语：罪过，我们欠这样的百姓太多了！
梁雨润默默看了我一眼，脸色铁青，好久没有吱声。片刻，他颇有自责地说：我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她家的事！
我忙安慰：不是你知道得太晚，而是我们那些早知道此事的干部没有像你这样诚心诚意来解决问题。要不，不会弄得人家这么惨啊！
梁雨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江总书记向全党提出要切实改变党的作风，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同志，真该深深反思反思了！
难道不是吗？
畅春英为儿子和丈夫的葬礼安排在“五一”长假期间，她有两个理由，一是平时大伙都忙，找不到人手。二是她最终期待法院的新判决能够顺利“执行”。
梁雨润知道其心思后，便有了主意。“五一”假期一到，机关的同事或回家休息或者携妻带女奔名胜旅游去了，他却同妻子和女儿打了个招呼后，直往畅春英的小梁乡“奔丧”。“什么事都可以不办，但畅春英家两具置放了多年的棺材无论如何也该圆圆满满的入地安葬，这是咱当干部欠人家的一份情啊！”梁雨润这么对我说。
在我与梁雨润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位说话铮铮有声，踩足实实有印的人。
“五一”那一天我正在北京的家中修改稿子，其实心头一直在挂念着山西梁雨润如何使畅春英家的两具棺材安然入土的事。上午下午曾经几次拿起电话想给梁雨润书记的手机打，可还是放下了，我不想再给他下压力了——他在那儿已经压力够大了。另则我想如果顺利的话，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然而这一天没有他的电话来，晚上十点时，我终于忍不住地拿起电话，可对方的手机关着，这更让我吃惊和担忧起来，因为在与梁雨润的接触中，白天他由于会多而往往手机关着，但到了晚上十点以后至第二天清晨，他的手机是从不关的呀！我心头悬着。
不知畅春英家又有什么新的麻烦？
这一夜令我转辗难眠。
5月2日，当我吃过早餐后，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电话。
“喂，是何作家吗？我现在正在畅春英家呀！昨天？喔，对不起，昨天本来我要来畅春英家的，可一早起床后感到胸闷，浑身乏力，家人急得把我送到了医院，结果没有来成。今天医生还是不让我动，可不行啊，我必须争取利用这个‘五一’假期把畅春英家的事处理了，否则节后一忙又不知拖多少日子呀！”是梁雨润书记的声音。
“事情进展怎么样啦？”我问。
“我现在正在进一步做畅春英的工作，她还是担心法院的判决能否执行，所以……”
“所以她还是不想把两具棺材埋了？”我最为梁雨润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于是很着急地问：“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梁雨润：“做工作呗！另外我向河津市法院打听了一下，主要是运城市中院的终审下来后，畅春英本人没有主动向河津市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这是她不太清楚法律程序，所以事情耽误了……”
“这个问题应该好办，让她马上写份东西向法院提出嘛！”我说。
“是的。我正在找律师帮她做。不过不巧，这几天法院不是也在放假嘛。”
这可是有点“天不助梁雨润”呀！但我马上听到他说：“这事我正在与河津市的法院院长联系，争取他配合……喂何作家，对不起，手机快没电了，先说到这儿吧，我马上要到畅春英的一个亲戚家，希望他一起做做畅春英的工作……”
“嘟，嘟，嘟……”电话断了。我的心也跟着又悬在半空。
3号一天梁雨润没有来电话，我也不敢打扰他。
4号午饭前，我又忍不住拿起电话。
“喂喂，何作家吗？告诉你，事情进展已经差不多了，定在8号棺材入土，现在我还在小梁乡，你放心好了！我这儿正忙着给市乡村三级干部商量畅春英家的丧事怎么个安排，到时再跟你说具体情况啊……”听得出，梁雨润正在给干部们开会。
我知道此刻不便再打扰他。
后来我知道，虽然梁雨润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很简单，其实工作的难度一直非常大。2号下午，他在放下跟我的通话后，就直奔河津市，找到畅春英家的一个亲戚，是现在河津市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胡文成。老胡今年56岁，因机构改革，“五一”结束后他就要从副局长的位子上下来了，趁这个假期原准备在3号带着全家动身到西安旅行去。梁雨润的到来，使老胡感慨万千，说：梁书记啊，我在河津工作了几十年，什么案子都执行了，惟独我表嫂畅春英这事难办。你是上级领导，“五一”长假都不休息，跑来为老百姓办这么难的事。我全家明天也不去西安玩了，老吴我一定配合你做好我表嫂家的工作。
梁雨润谢过胡文成后，3号又到小梁乡政府，召开了市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商定成立了由乡村主要领导、乡纪检书记、司法民政助理员、村民代表和畅春英亲属等代表组成的畅春英家“丧事处理小组”，一一安排整个埋葬两具棺材的具体事宜。
但就在这时，畅春英由于没有见到政府的困难救济和法院的执行，始终对什么时候同意安葬棺材一事迟迟不吐口。抱病下乡的梁雨润左右工作，疲惫不堪，3号晚上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可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在病榻头打电话给小梁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小梁乡书记李明和乡长吕印发当即表示：“梁书记你放心，畅春英家安葬费用民政部门因为放假一时拿不出钱，我们自己掏腰包先筹5000元，现在就给畅春英送去！”
“谢谢你们了！”梁雨润躺在病榻上，非常感动。
“要谢也得谢你梁书记呀！要不是你，我们是不可能解决得了畅春英家的事的。”小梁乡书记、乡长掏着心窝话。
法院那边这时也有了话。河津市法院院长向梁雨润保证道：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明天前把畅春英申请执行的3万多元钱送到她手里。
“好，明天我们一起到畅春英家去！”梁雨润一激动，顺手将手臂上的针头拔了下来。
妻子急了：“你不要命了？还有两瓶药水还没挂呢！”
梁雨润笑笑：“我的病好了！明天还要上小梁乡去……”
明天——就是5号。这一天上午，梁雨润和河津市法院院长、小梁乡党委书记、乡长等人，再次来到畅春英家，他亲手把剩余的15000元政府困难补助交给了畅春英，法院院长也把畅春英儿子姚成孝一案当年应该判给畅春英一家民事赔偿的31196.5元，如数交到了畅春英手上。
“梁书记——我替死去的儿子和他爸，谢谢党，谢谢政府，谢谢你这样的好干部啊……”畅春英接过钱时，抖动着双手，哽咽得就是说不出第二句话。
此时，葬礼正式确定在8号举行。
5号6号，很少下雨的晋南大地，突然大雨飘飘，仿佛天公也在为人间发生的这一幕落泪。由梁雨润亲自组织指挥的几十人挖掘坟茔的队伍，正在冒雨战斗……
7号。运城市委书记黄有泉找来梁雨润，听取他汇报处理畅春英家一事的过程。期间，黄书记两度感怀落泪，他对梁雨润说：我们党的干部，就应该像你这样，切实转变作风，要以办实事，干真事，不把事情办好不撒手的劲头，去为老百姓服务，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去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才是真正身体力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黄书记并对梁雨润在处理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作了具体指示。
8号清晨，梁雨润带运城市委、市纪委同志和河津市乡村三级干部前往畅春英家参加埋棺入土的葬礼。临行前，多次过问和关心“畅春英事件”的运城市政府王守祯市长、市纪委周书记也特意向梁雨润下达两条指示：一是带去他们对畅春英一家的慰问，二是一定要圆满完成好死者姚成孝及姚志忠的灵柩入土工作，并希望河津市乡村干部今后继续关心畅春英的生活。
当日11时，梁雨润一行和河津市乡村三级主要领导，到达畅春英家。一切准备就绪的葬礼开始——
“起灵——”葬礼的主持一声令下。顿时，哀乐齐鸣。白色的纸钱在空中飞飞扬扬……
放在姚家分别已有13年和7年的两具棺材缓缓起动。梁雨润和市乡村干部们争着上前抬起死者的灵柩，并随着此起彼伏、凄惋悲恸的哀乐，一步一步地走出姚家那座破落的院庭，走出小村那条弯曲的小道，踏上送葬之途。
这是一个当地从未有过的特殊葬礼。它等了太久，它不该等这么久！然而它毕竟来了。
已是满头白发，眼睛都哭得半瞎的畅春英，此刻一步一躬，既像是对死者疚意的哀悼，又像是对梁雨润等干部们参加葬礼而表示的一种乏力的谢意。然而谁也不会真正知道这位过早失去两个亲人，饱受悲痛与生活沧桑的农家妇人此刻心头的世界。只有她撕心裂肺的嚎喊声（她已经无法哭了）回荡着田野，回荡着山谷，乡亲们听着她的嚎喊声纷纷走出家门，拂动着泪水，一起加入了葬礼的队伍，长长的送葬队伍因此延伸至一二里……
结束葬礼后，我见到了梁雨润。他的脸几日不见一丝笑容，一向话语不断的他，在我面前沉默又沉默。终于有一天，他对天长叹一声后，对我说：我要是能分出身子多好，还有许多老百姓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解决难处和困难啊！
静声数分钟后，我说：自责的不是你。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心头能真正想着老百姓的事，并且实实在在地去工作，八千多万人的先锋队伍一定会让我们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的国家也会是另一个样子。
“我的事对你写作还有用吗？”他听后终于露出了笑容，并问。
“当然。”我告诉他，其实这话我是想告诉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