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到了杭州的游客，玩耍之后，如果还想就近找个去处，以尽余兴，最佳选择便是千岛湖。虽是传言，但在杭州组织活动的操办方，一般说来，倒确是会这样安排的。从杭州去千岛湖，仅个把小时的车程，沿途秀色可餐；倘若回程再改走水路，经梅城、七里泷、富春江而至，则可谓人在画中、风光尽览，亲历者多称不虚此行。千岛湖声名日隆。
千岛湖之绝，在其水。虽然有山与之相得益彰，也有传说为之争锋出奇，但最令人难忘的，终究还是那一碧万顷的湖水。千岛湖水丰沛甘洌，在世人眼里如同天赐。就其本源而言，这当然没错，不过储量如此浩瀚的水，却并不是千岛湖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因为有了这些水，才汇聚成了一个千岛湖，并且这些水也不是自然汇聚的，而是经过人工的开发治理。千岛湖是一个人工湖。
想必多数到过千岛湖的游客，都不会太关注它的形成，就像西湖边的游人并不在意它曾经是一个海湾，还是一处礁滩。沧海桑田的年代太久远，倒也罢了，但千岛湖的形成，仅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水利建设的当代成就之一，单知道它是新安江水电站的蓄水库区，还不足以感知其意义。国人治水，源远流长，如同千岛湖的上游，那条充满活力与历史感的新安江……
梦幻新安江
见过一则新华社电讯，说是八百多年前，面对引自新安江的塘水，南宋大哲学家朱熹不由得发出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感慨。记者本意不在谈论朱熹，故引述牵强。原作题为《观书有感二首》，其一的前两句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后两句为上文所引。但这“半亩方塘”乃指福建尤溪郑氏别墅【后为南溪书院】内的“半亩塘”，其水是不可能引自浙江钱塘江源头水系的新安江。
不过朱熹其人，倒也不是和新安江没一点关系。朱的出生地虽为尤溪，祖籍却在婺源，现今划归江西，但早先是属徽州的，在安徽。徽州古称新安，丰厚旖丽的徽派文化亦称新安文化，包括新安理学、志学、医学、朴学，新安建筑、教育、画派、艺文、美食，以及民间工艺，等等。徽州人也多以“新安”作为自己的称谓，朱熹就自称是“新安朱熹”。而新安江，又正是发端于徽州，因此被冠以新安之名的一条江，与朱熹有着同宗之缘。
新安江是不同凡响的一条江，也是一言难尽的一条江。
说她不同凡响，在其气势。源自安徽休宁县之黄山六股尖的这条江，初名冯村河、大源河、率水，皆朴实素美，散发着天然气息；东流至歙县浦口后，始称新安江，亦称徽港、歙港，汇河成江，聚水为港，架势已经出来了；再由东南进入古严州辖地的浙江省淳安、建德两县，因境内多山，峰峦起伏，导致河床比降特别大，水流湍急，终于形成“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气势，一路豪迈。
说她一言难尽，在其水情。新安江属山溪型常年河，水蕴充裕，不仅没有季节性枯荣，且无论深流浅滩，水质一概清澈见底。孟浩然“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的概括，是谓新安江水之清澈，天下独绝；李白的一路赞叹：“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几成新安江旅行的导游词，读之令人神往。新安江之水情，一是滩多水厚，二是质地优良，如杨万里所言：“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佩声。”
近三十年前，我去合肥参加《安徽文学》的一次笔会，会后的游览，先是上了黄山，又下山到歙县，后雇了一条大木船，浮水而行，走的就是新安江。现在回想起来，那江水的欢势，就如同前方有什么在召唤着她。是夜宿深渡，皖浙接壤处的一个小镇，由此入浙，只见浩浩渺渺的一片水域，那就是千岛湖了，我是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游。
新安江在深渡与昌源河合而为一后，流入千岛湖，湖水再从新安江大坝处飞泻而下，成了另外的一条河。安徽人不认为这也是新安江。在安徽人看来，千岛湖是新安江的尽头。但浙江人却还是管她叫做新安江，且以为自新安江水库以下的河流，就是俗称的新安江，其所在地建德市，遂把自己也称作新安江，一度还曾动议将市名建德改为新安江市，目的在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虽未果，却并不妨碍建德在杭州市区布置的巨幅广告牌上，打出“梦幻新安江”的宣传词，这样的定位对今人而言，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诱惑。
事实上早在1957年初，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需要，此地确曾设立过相当于县一级的新安江区，次年改区为镇，依旧名新安江，1992年以后，乃为建德市治。如今新安江镇已经没有了，成了新安江街道。其实区也罢，镇也罢，抑或街道也罢，建德人都会打新安江这张牌的。新安江水电站就在他们的眼面前，举目可见宏伟大坝，泱泱清流傍城而过，对他们来说，不管别人怎么认为，这地方就该叫新安江！
所谓“别人”说具体一点，就是安徽人，再具体一点，就是徽州人，那些真正的新安江人。现在，当他们站在深渡的水边，遥看浩渺的千岛湖，内心充溢的是一种对新安江的缅怀，一种日渐消逝的苍茫感。在徽州人心里，曾经名满天下的徽商，就是和这条江血脉相连的。他们沿江放舟，一路沉浮，从黄花灿烂、牌坊林立的古老盆地，去往杭州、苏州、扬州、上海……
想象数百年前的深渡，码头帆樯如林，河岸人声鼎沸。在新安江拦水大坝筑成之前，那一段江面有许多的浅滩，舟途险峻，一直是“下新安”的鬼门关。自然环境的恶劣只是其一，前景未卜的忐忑更是挥之不去的心魔。深渡是新安江在徽州的最后一个渡口，即将离去的徽州人，有两样东西是不许带上船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取其谐音，忌讳的显然是“落魄回乡”了，在他们的心底，说这里是新安江的尽头，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浙江人却不同，他们的新安江之旅，多半是上行，沿富春江、桐江经梅城至屯溪。如曹聚仁所记：“建德以上，大小滩七十有二，而以煤滩、米滩为最著称；这两滩延绵五里许，小舟十数艘结伴上驶，扛抬以次进。……建德、屯溪间不过百五十公里，上水船总得十五六天。”1934年，富阳人郁达夫想必也是沿此水路到屯溪的，当年写下的诗，至今还镌刻在屯溪老桥边的台基上：“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浙江文人到底有别于徽州商人，梦幻新安江的意味，那时候就可见苗头了。
新安江真正能称作梦境的，在浦口到街口一段，所谓“山水画廊”是也。浦口稍上一点的渔梁镇，流传着一首徽人熟知的《水程捷要歌》，将出渔梁、下新安、直抵杭州的路程图，变得朗朗上口：
这六百里水路的美轮美奂与险滩叠加，是新安江的精髓。和任何一条水脉的相同之处还在于，她也是需要治理的，倘任其自由张扬，则祸害难免。新安江也是有水患的，相传南唐国师何溥贬官休宁为县令时，就曾带领百姓将县址迁往高处，以避新安江之水患。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徽州人记忆中的治水者，以大学问家戴震为代表，应该是确凿的。
戴震，屯溪隆阜人，近代思想界的一代宗师，其学问涉猎甚广，在诸如考据学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等一大串头衔之外，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研究领域触及天文、地理、数学和水利等。江南多雨，积水成涝，山上洪水一下，新安江就泛滥，年年汛期，屯溪都不乏田陌房舍遭淹，百姓叫苦连天。戴震的家依横江而建，平时临水远眺，总见芦苇摇曳、江天一色，思想学问，皆灵敏生动，一旦大水肆虐，他又怎么能坐得住？索性就现场勘察，实践水利去了。
戴震的水利功绩，主要是在屯溪修筑了珠塘坝，高10米，宽22米，顶长43米，横亘在华山岭与杨梅山之间，蓄水在百万立方以上，塘口置一石印为闸，坝底开一沟渠导水，既可养殖灌溉，又能泄洪免涝。作为两百多年前以科学兴水利的典范，珠塘坝至今仍矗立在屯溪。
据说1965年，越南国家领导人胡志明由董必武陪同，到过屯溪，实地看了珠塘坝，大大称赞了一番。胡志明到屯溪，想来不会是专门看珠塘坝的，至于是游新安江还是登黄山，不便妄测。但那时候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建成，在新安江流域的水利建设中，无疑最是举世瞩目，不仅改变了新安江的形态，也改变了她的生态，胡志明也许就是去参观水电站的。看了新安江大坝，再看珠塘坝，两者相隔二百年，一条流淌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河，几近脱胎换骨。
说是脱胎换骨，其实也不确切。就新安江与人类的关系而言，在本质上并无改变。但凡人水共处之地，都是先有水流，后有人居的，新安江和徽州人，新安江和浙西人，当然也是如此。徽州人下新安的苍凉迷茫，浙西人上新安的浪漫放达，无非是一种亲水心理的表示，和人类对水的期盼一样，他们对新安江也满怀着热望，以求更进一步的融洽。
这一点，新安江是能够做到的，只要人们也能真正的因势利导。
新安江等了很久了，二百年前戴震的珠塘坝，还只是人类的小试锋芒，作为江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横空出世，使之由激情任性转而和顺旷达，虽然被拦腰截断，却听从了人类安排，将百米大坝圈起的怀抱，当作长途奔流中的一处驿站，在这里积蓄能量，释放激情，于重新出发之际，为这个世界创造理想和奇迹。新安江是一条有灵性的江，向来非同寻常的流势或许早就给了人类以开掘自身潜智的空间，在绵亘漫远的等待中，它想知道，究竟哪一个位置最适合展示自己的另一面，另一种状态。
这就是新安江水电站所在之地，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与新中国整个大建设同步的水利事业，一次又一次对新安江的勘测，如同人与江的无声交流，以求达成默契，新安江知道，它的新态势，就要在这里显露了。
天生铜官峡
新安江大坝的坝址，叫铜官峡，顾名思义，是一条峡谷。她最初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从记载中可以知道，峡谷的两边，各有一个村庄，以方位区划，分别叫做东铜官村和西铜官村，都是依山傍水，守着从峡谷间穿越而过的新安江。
我见过一张摄于1958年的黑白照片，初夏时节，照片上四个人，靠前的两个是外国人，一个戴鸭舌帽，一个戴藤条安全帽，稍后的两个应该是中国人，都戴安全帽。图片下方的说明是：民主德国专家站在铜官坝址山坡眺望对岸的西铜官村。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是散落在河滩上的一片房舍，低矮陈旧，想必从对面的山头看过来，东铜官村大约也是这个样子。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动工了，这条峡谷，就是将要建造水库大坝的地方，东西两个铜官村，都将被淹没，但当时的村子里，应该还住着人。可惜照片太小了，看不出在远处的西铜官村里，是否有村民走动，是否还隐约飘荡着最后的炊烟。
新安江水库坝址的确定，是在1955年的11月初。是月2号上午，时任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主任的李锐，宣读了一份《决议书草案》，说是草案，措词却非常肯定，其中第三条称：“……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从过后的事实来看，这也就是说，新安江水库大坝的位置定在铜官峡已成了定局。
据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铜官地质队的会议室，而西铜官村又正是地质队的据点，可谓现场办公，因此西铜官村的村民们，很可能不但已经知道新安江要造水电站，也知道电站的大坝，将建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村庄的位置。即将背井离乡的忧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们别无选择。
我曾在网上见过一个帖子，说新安江水库的位置原先是定在街口，被一个设计专家偷偷改了图纸，挪至建德铜官。说这个专家是安徽人，冒险保住了徽州的大片良田古迹，自己却被抓起来判了刑，云云。帖子一看就是无稽之谈，许多跟帖也表示此说毫无根据。但这个帖子的出现，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确实有一种说法，在新安江移民中间流传了多年，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一百里。另外，还因为在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就有过一个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打算，选址正是在街口，传言于是由此而来也未可知。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时的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与后来负责新安江水电站设计与施工的技术总监，却是同一人，名叫徐洽时，原籍江苏宜兴。
在新安江上建造水电站的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项目，最初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譬如徐洽时等三人【另两人是张铁铮和王宝基】合写的《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是一份绝密文件。正是这份1952年6月形成的密件，经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上报到国务院后，得到了正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列入重点基建项目。不过那份报告中的建站地址，选的还是罗桐埠。
为什么后来又改成建德铜官了呢？
说来难以置信，在1952年准备对新安江进行开发利用的时候，相关的地质勘探只有一个五人小组，主要的资料积累也仅限于地面踏勘。以如此薄弱的基础来建造大型水电站，确实需要“敢想敢干”的气魄。虽然精神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并不缺乏，但盲目的风险也几乎同时存在，好在很快有了一批苏联派来的地质水电专家。我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好像有过一篇《第聂伯河水电站》，是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前来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苏联人中，就有参与过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的地质专家卡伐里耶夫和水文专家鲁赤金等。
苏联专家的参与，当然是“中苏友好”的象征，却也不排除新安江水电站本身魅力对他们所产生的一种挑战性诱惑。位于乌克兰【当年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扎波罗热市附近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始建于1927年，1939年竣工，卫国战争期间，为了不让纳粹获得电力被炸毁，战后重修，修复工程直到苏联专家来中国的前两年，也就是1950年，方才完成。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成，被誉为苏联工业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但她坝高为60米，装机容量是56万千瓦，而新安江水电站的预期坝高超过百米，装机容量为67万千瓦，作为水电建设专家，那是无法不动心的，何况新安江又是如此美妙而传奇的一条河流。
对新安江流域的地质勘探开始重新布局。苏联专家认为，建设这样的大型水电站，光踏勘地面是不行的，还需较大范围的地质钻探。他们提出的，当然是苏联水力发电工程的地质勘探规范程序，但科学的道理和方法是不分国界的，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边学习、边摸索，以积累自己的体系。于是新组成的地质队从新安江上游的安徽境内，至新安江下游的浙江建德地区，又开始了全面踏勘，以寻求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
新一轮的踏勘广泛而又细致，从山体、地质到水流，逐一备案，光是沿江布设的水文勘测点，就达51个之多。铜官峡就这样进入了设计方案，但即使她在总体上已被看好，局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地摆上了桌面：“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有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工程师谷德振的这番话足可代表大坝选址者的严谨缜密。
应该说此前的罗桐埠，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1946年国民政府关于新安江水力发电的开发计划中，有街口等6个勘定地点，罗桐埠也是其中之一，《计划概要》称其“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但新中国建设者重新勘测的结果，在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决议书草案》中表明：“……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可见铜官峡坝址是以更优于罗桐埠的地质条件入选的，也是经过充分的技术论证的，并无人为因素，也不存在什么谜团。
铜官之名，始于秦代。《元丰九域志》载：“城西八十里之铜官山……秦时于此置官采铜。”这里的“城”指的是古严州府治梅城，因其位置在建德与淳安相衔处，也有从淳安方面来说的，譬如《晏殊类要》：“睦州，铜官山，唐时于此置官采铜。”历代志书抑或野史，多有类似记载。清道光年间，徽商叶仲俊还在此开采过石灰石。铜官山矿产资源丰厚，把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定在这里，也是要权衡了经济利弊才能下决心的。
从建德的朱家埠沿盘山公路上行，可达岭后村。有介绍说，“岭后一带矿产资源丰富，秦时即设官采铜，约到唐时形成村落，1925年为建德县西洋乡铜官村，1951年为铜官乡西铜官村……”岭后村的位置，在铜官山的背后，而当年的西铜官村，却在临新安江的铜官峡西，已成千岛湖的水下记忆。这两者间是如何演变的，要由一部村庄史来揭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岭后村的四周群峰环绕，岛湖相伴，水光山色之美，无与伦比，更因石灰石等数种矿产的开采，旅游和工业产值的逐年递增，使之已列为建德首富之村。
新安江水库大坝的建造，改变了铜官峡。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里，她那昔日双壁对峙、一江奔流的奇绝景观原本就很神秘，如今没入千岛湖底，就更是一个谜了。想象曾经的新安江，在经过一滩又一滩的陡峻河床之后，百米天然落差凝聚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形态，铜官峡谷真的消失了吗？有人这样写道：“当千岛湖还不是千岛湖的时候，这一带，江水一直如少女一样难以捉摸。而现在，当千岛湖因为新安江水库形成之后，新安江已由一个少女慢慢变成了母亲，河流在这里慢慢消失，她先是变得幽深，变得沉静，然后，她变得更加宽阔。”千年古峡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铜官峡依旧是存在的，在千岛湖的现有景点中，她有了一个谓之“情人谷”的新俗称，颇得时尚男女青睐。这里谷幽峰翠，鸟声啁啾，其间有标以“湖门第一岛”的幸运岛，有镌刻着历代爱情吟咏的诗碑，现代元素固然鲜明，但历史的痕迹却也依旧隐约，即便飞跨两峰的铜神殿只是一座象征性建筑，蔓草夹缠的古栈道毕竟还是残留了采铜工匠的气息。
作为新安江水库最终的坝址，现在看来，铜官峡几乎是天生的，尽管在大坝建造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诸多难点和险情，但是在建成后的五十年间里，一直显示出了很好的预期效果，如今的铜官峡，山形、坝体和水势，已浑然一体，成为浙江大地上古往今来重要治水工程的又一个鲜明写照。
往事越千年
在中国治水史上，浙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说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省份，似乎给人一种显山而不露水的感觉，但是在古代，她却有着对水的深刻记忆，譬如浙西南松阴平原上的通济堰。
但凡治水，不能不说大禹。大禹的传说举国皆知，许多地方都有据说是大禹治水遗址的古迹，不过他死后却葬在了浙江绍兴。包括禹陵、禹祠、禹庙，以及岣嵝碑、窆石亭等建筑和文物在内的大禹陵，规模宏大，气象庄严。大禹的出生地在四川绵阳，具体说，也就是北川县的羌乡境内，与闻名世界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同在一地。无独有偶，在他安葬之地浙江，也有这么一项工程，那就是浙西南碧湖平原上的通济堰。
这是一个以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始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整个建筑由大坝、进水闸、石函、淘沙门、渠道、大小概闸、湖塘等组成。大坝长275米，宽25米，高2.5米，拱形。就其距今1500年的历史而言，这种拱坝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其设计的科学性在于减弱了水流对堰坝单位宽度的冲击力，从而使之具有较强的抗洪峰能力。现在还依然能够看到，经拱坝改变了方向的河水，沿拱坝圆心方向泄流，有效地减轻了对堰坝护坡、溪岸的冲击。通济堰的灌溉网络布局，在长达23公里的干渠上分凿出48条支渠、321条毛渠，通过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大小概闸调节分流及利用众多湖塘水泊储水，形成了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系网。这一结构，与都江堰和郑国渠相比，显得更加科学合理。作为我国仅存的一座功能齐备的古老灌溉体系，通济堰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添建的一座立体交叉式石函引水桥，避免了泥沙堵塞堰渠，使渠水畅通无阻。这种现代立交桥的雏形，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
曾经领先世界的通济堰出现在浙江，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浙江水利建设的悠久与卓越。有文章记载说，“南朝以前的碧湖平原，松阴溪在雨季经常泛滥成灾，吞噬了成片的庄稼，大旱年景的松阴溪水白白地流失，大量农作物枯死造成绝收。碧湖平原的百姓苦不堪言，成批成批的百姓选择了迁移，造成碧湖平原人口锐减。于是，坚守故土的先哲们奔走呼吁，请求官府在松阴溪上修筑围堰，沿着碧湖平原开挖堰渠灌溉农田，利用堰渠湖塘分流洪水……”也就是说，通济堰的修筑，一是民意，二是政绩。
所谓民意，说到底，无非是安居乐业，而水，则为第一需求。但是向来的自然之水，多洒脱任性，亲和时柔情脉脉，狂放时暴戾不羁，碧湖平原上的松阴溪也不例外。作为瓯越农耕文明典型的碧湖平原，从根本上说，是仰仗了松阴溪的滋润与滥觞。松阴溪的上游是遂昌县的南溪，流经妙高镇与北溪汇合后，称为襟溪，至庄山又与濂溪汇合，到资口时始称松阴溪。松阴溪在遂昌县境内的主干流长56公里，流域面积近600平方公里，从赤寿乡界首村进入松阳县境，再由裕溪乡堰后圩出境，注入瓯江。松阳境内的松阴溪主干流长60余公里，流域面积达1300多平方公里，耕地16万亩，依靠松阴溪生活的老百姓占松阳总人口的90%以上，历代民众对松阴溪的期盼，是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这样的期盼随着通济堰的建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兴修水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松阴溪的治理，亦非一劳永逸。在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旁，还存有一座詹南二司马庙，是祭祀当年主持修筑通济堰的两位地方官员的，内有碑刻20余方，其中明代王廷芝的《通济堰志》称：“南朝梁天监四年司马詹、南二氏始为堰……”他们二位对这项世界级领先工程的最杰出贡献，恐怕就在于坝址的选定和坝体的设计。
不过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通济堰大坝的选址经过，不可能像新安江水电站大坝那样，留下珍贵而详实的文字资料，我们今天从王廷芝碑记上所读到的，也只是一个传说：“……一日，有一老人指之曰：过溪遇异物，即营其地。果见白蛇自南山绝溪北，营之乃就。”神话的背后，传递的总是民心，说明通济堰的建筑不仅是人为，也是天意。当然，坝址的勘选，到底还有地形地貌可考，至于大坝何以设计成拱形，就真是一个千古之谜了。据说国外最早的拱坝，一座是西班牙的爱尔其拱坝，另一座是意大利的邦达尔多拱坝，两者都建于16世纪，均晚于通济堰拱坝1000多年。
其实在我看来，通济堰大坝的拱形体貌，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兼备了美学意味，不乏浪漫放达的人文因素，也许还真是有过艺术上考虑。司马在南朝乃军职，詹南二司马虽不是文人，但古代为官者多与文人相通。事实上，与通济堰相关或相知者中，声名远播的文人不在少数，其中范成大是一个，汤显祖也是一个。范在南宋干道年间任丽水知府，汤则是明万历21年的遂昌县令。遂昌是松阳的邻县，丽水乃松阳所在的州府，范、汤二人，当然都在通济堰留下了足迹。范在任时通济堰已年久失修，是他主持了疏淤通塞的整治工程，且亲撰《通济堰规碑》二十条，完全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古代水利法规；汤的一篇《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则给予了这项工程以极高的评价：“取天地之力，极五行之用，开塞利害，减益盈固，早算旁拮，时察颖断，非才莫可以也……”
在詹南二司马庙里，这样的碑刻林林总总，令人不胜流连。拂去漫漫岁月的历史尘埃，我们看到的既是一部水利史，也是一条文化脉络，诸如范成大的《通济堰规碑》的书法，汤显祖《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的文采等，无不具有水利工程与历史文化的双重价值。
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着意开发新安江，立志把她蕴藏至丰的水资源用来造福人民的时候，因其建坝围库的选址定在了浙江，当年的决策者和水利专家们，应该不会不想到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千年的通济堰，不会不从中获取借鉴和启发。现在说到这点，当然只能是一种推测，不过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可显示，但是从精神上说，一个毫无建设经验的政党，在一穷二白的现实面前，筹划一项巨大工程，其决断的果敢与气魄，应该是得之于先人的奠基，人文的力量走在了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前面。
似乎一脉相承的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建造，也有着两个根本点，一个是人民意愿，一个是国家行动。人民意愿是理念的，国家行动是具体的。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唯一的理念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当具体的国家行动建立在符合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时，人民就会用空前的热情、劳作和奉献给以回馈。
有人曾这样想象过通济堰修筑时的情景：“高亢、绵延的号子从松阴溪的河床上响起，划破清晨灰蒙蒙的薄雾，雾破处，钻出一群体魄强健的先人，群情激昂，他们在河床上热火朝天地劳作着，将竹、木变成的框架，填塞进石块，逐渐累积成一方庞大的坝体。施工现场一片人喧马腾……从坝底到坝顶，从干渠到支渠，一片忙忙碌碌，到处是挥汗如雨，坚毅的脸庞溢出坚定和自信，坝体每向前延伸一尺都留下了他们的艰辛和热切。”千百年来，对于自身意愿的实现，人民也许都会是这样的同心协力，在我想象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那个年代时，感觉浮现在眼前的，似乎也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曾在苏联学习过水电站机械化施工和管理的刘玉春，对当年的新安江建设工地就是这样描述的：“那时，大家住草棚、点油灯，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一开始没有大型机械，大家就用肩挑、人抬、手推车拉，整个工地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大家你追我赶，纪录天天刷新……”
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施工场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国家和地方大型建设项目的施工实现了机械化、电动化，使生产力得以空前解放。但在新安江水电站兴建之初，确实还只能靠人力和最简单的生产工具，尤其工程尚未上马，前来援建的苏联专家就陆续撤走了，从设计、设备制造到投入施工，都得依靠自身来解决。往事越千年，千载一梦的新安江终于向世人表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对新安江的这次历史性开发还意味着，中国水利事业的飞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旧两重天
在新安江上建造大型水电站，有资料说是1954年春天，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后，与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江华在一次聊天时点的题。聊天的地点是在北山街的葛岭，毛泽东住处的书房，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正对着碧波荡漾的西湖。
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的名声历来都要比城市大，古代杭州的地方官，能留大名者，也多因做了有益于西湖的事。譬如白居易，又譬如苏东坡，两位都对西湖的治理作过贡献，尤其是苏东坡。此人在北宋元祐年间出知杭州时，见西湖积淤成患，遂出谋划策，组织民力，在栖霞岭与南屏山之间挖泥筑堤、疏道架桥，给后世留下一条“苏堤”，不仅疏浚了西湖，还营造了“六桥烟柳”的风景。这位东坡先生似乎对兴修水利格外热衷，几年后到湖州做刺史，又拨款立项，以疏浚白苹洲和碧浪湖。正如湖州诗人柯平所言：“开沟挖渠、疏浚河道似乎是贯穿这位爱民如子的太守终生的一项爱好。无论是在杭州、黄州、湖州，甚至形同充军的海南任上，他都这么干。”毛泽东和江华当时是否聊过这些，不得而知，但由苏东坡而起的话题，却肯定是水，毛就说到了钱塘江。
浙江对钱塘江的水利勘测研究，重点在占其流域面积四分之一的上游水系新安江。全国解放前，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就曾经将一份勘测报告呈交给国民党行政院，认为在新安江上建造水电站“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并表示“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暨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事实上，在1946年前后，这份被冠以《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的报告，也确实被摆在了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并几近付诸实施。
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拿出了1700万美金，拨给浙江省用以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钱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来源于美国的援助款。美国人对新安江水利资源也是相当有兴趣的，一个叫麦克洛的水利专家，那段时间就曾经来浙江做过考察，结识了中国水利专家徐洽时、余森文等人。徐是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余先是温州地区专员兼水利工程委员会的主任，因为“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为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派遣，和美国专家合作兴建新安江街口水电站，麦克洛作为美国专家之一，和余森文一见如故，两人相谈甚欢、跃跃欲试。
钱有了，美国人也来了，1948年6月，取代沈鸿烈成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以为在他任上把新安江水电站造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了，很是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但是没想到仅仅才过了4个月，美国政府就把他们的专家从新安江全部撤走了。解放战争的急速推进，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美国人想重新打他们的算盘了。
麦克洛身为水利专家，对政治或许不感兴趣，他惋惜的只是自己不能在新安江有所作为了，走的时候非常遗憾。麦说：“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麦克洛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即便美国人都撤走了，国民党也垮了，中国人还是能在新安江建起水电站，共产党里不乏聪明人。
陈云就是一个，张铁铮也是一个。1952年的春节，在中央主管经济的陈云把负责燃料工业部的张铁铮请到了中南海，谈的不是燃料，却是水电开发。张在汇报中就提到了新安江。陈云深表兴趣，希望看到更具体的材料。半年之后的6月20日，一份《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以“绝密”的形式，送到了时任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曾山、谭震林两位手上，转而又上报给国务院，引起了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和重视。
这份报告的起草人，除张铁铮外，还有数度勘测新安江，对钱塘江水系极为熟悉的徐洽时，另一人为王宝基，曾留学英国实习水力发电工程，1950年后归队到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任工程师。尤其是徐洽时，不仅出任过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而且也是数年前筹建的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主要专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美国人撤走后，国民党政府没有办成的事，再度为共产党所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本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当然也是他始终的追求。
和数年前选址街口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是“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并且在报告送出的同一时段，张铁铮就直接向李富春提出请求，希望将新安江的开发列入正在制定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电力基建，获得了李富春和主持“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的陈云的批准。
原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联名给行政院打报告，主张兴建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时间，是1948年的4月，及至1952年6月，在这4年零两个月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曲折，但终于在新中国的时间表上真正铺开了新的蓝图。
这一年的下半年，对新安江的勘测研究和开发论证再度启动，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出任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多次召集沪浙两地的经济建设主管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领导商议相关事宜，所以毛泽东在杭州像是不经意地问了江华一句：“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简略地介绍了一番，然后说：“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这话毛泽东爱听，并且他对筹划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事也绝非毫不知情，题点到了，态也就接着表了，毛泽东说：“我支持！”
至此，该出场的人物都出场了，该做的案头也都做了。这一年的5月，江华出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2月，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基础上成立的华东水利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主要负责新安江水电工程的勘测设计，徐洽时任总工程师。次年5月，由他们会同燃料工业部论证制定的三个开发方案，递交到了华东局。
所以对新安江的开发做了三个方案，主要是在装机容量和淹没耕地、迁移人口之间权衡利弊。三个方案分别为三级开发，其中的三级开发，“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实际需要拍板的，就是一级开发，还是二级开发，两个方案的建坝地址都选在罗桐埠，不同的是一级开发的坝高105米，装机容量66万千瓦，二级开发的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仅为8万千瓦，这显然不理想，因此二级开发又另作了补充，即在上游处再行建坝，其中的甲方案选址在黄江潭，坝高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乙方案选址云头，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
显而易见的是，二级开发的甲乙两项，不仅分级建坝在工程上耗工费时，且装机容量远不及一级开发，似不足取，但是在耕地淹没和人口迁移上，二者的47000亩、68000人和76000亩、94000人也远低于一级开发的31万亩和235000人。从直接损失上来看，二级开发低于一级开发，尽管建成后的效应也相对要低许多。尤其令决策者为难的是，若是实施一级开发，则95%以上的损失需由浙江一省承担，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浙江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以及49个乡镇，将被淹没，永远地成为水底记忆。
抉择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最后的拍板，却像是快刀斩乱麻。从方案出台的5月初到一锤定音的5月24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的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及相关地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上，听取了三省主官的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就宣布说：“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
谭震林当然不是凭借个人意志信口出言的，他的决断来自于浙皖苏三省主官的表态，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江华。这位新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对不久前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印象深刻，知道毛对新安江寄予的是一种大期待，所以他说：“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有了他这句话，安徽和江苏的压力小了，纷纷顺着江华的意思表了态。会上最坐不住的，要数淳安和遂安两县的父母官了，因为江华又说了：“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他们知道，几十万人的背井离乡，谈何容易！
就新安江开发而言，无论在哪个点上建坝，都是会有所损失的，村镇移民和耕地房屋受淹，均无法避免，因为手头缺乏资料，我不知道解放前的街口水电站兴建方案中，是否论及这两大难题，又是作如何盘算的，说国民党丝毫也不顾及民生，现在看来，恐怕也不尽然，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些，但“局部利益”的牺牲却是何等沉重。
牺牲与奉献
将近一年半之后的1955年10月，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
按谭震林在拍板时的讲话要求，新安江开发的移民问题与大坝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事实上，立足新安江开发的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不仅制定了三个开发方案，也提出过一个《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将此方案称之谓“第二”并不是因为他们之前还制定过一个“第一”，而是针对浙江省的《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把它看做是“第一方案”了，从时间上看，两项工作的确是在同时推进的。
国家建委的《审核意见》下达后仅一个月，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由罗桐埠改为铜官峡的《决议书草案》就形成了；过了两个月，浙江省提交了由副省长杨思一主持的移民方案；又过了四个月，这个《第二方案》也出来了。
表面看来，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都在按部就班，但这两项工作，一是针对自然的建设，二是面向民众的生存，前者可以靠热情和干劲，后者却必须有利益与保证，当然，科学合理是共同的前提。但毋庸讳言的是，时间上可以说是同时推进的这两项工作，实际效果的差别却非常之大。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工程1957年4月1日破土动工，1959年9月，水库建成并蓄水，1960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题词，为新安江水电站“胜利建设而欢呼”，22日，第一台发电机组启动发电。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只用了3年的时间，但是第一批动迁的新安江移民，始于1956年的11月，从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比大坝开工还早了半年，至于整个移民过程和安置工作到底做得怎样，却直到17年后的1973年，依旧“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其后遗症更是绵延至今。难怪国务院曾对新安江水库建设下过一个结论，谓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
时隔50多年，现在我们对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回忆，依旧充满着自豪、激动与兴奋，但对相关的新安江移民的追思，更多的却已是喟叹、苍凉和伤感。在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代价”这个词的条目，有两个解释，一是“获得某种东西所付出的钱”；二是“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如果新安江水电站也可谓“某种东西”和“某种目的”的话，这两个解释就过于冰凉和苍白了，它忽视了世间最不可忽视的要素——人，与所谓的钱、物质或精力相比，人的重要性是无法估价的。尽管人不可以价而论，但为新安江开发作出奉献与牺牲的30万移民，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代价，一种无法偿还和弥补的损失，就像历史再也不能回头一样。
中国的治水史是一部智慧史、创造史，也是一部英雄史。现存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如陕西郑国渠、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包括浙江的通济堰，无一不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率众修筑这些工程的郑国、李冰、史棣、詹南二司马等人，自然也都是后人所崇敬的英雄。自古以来，治水总是要有牺牲精神的，传说中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一种舍小家而为国家的牺牲精神，至于历史真实人物的郑国、李冰们，他们个人作出过怎样的牺牲，虽然史料匮乏，但在那些浩大艰巨的工程背后，无数先人曾为之付出的代价，却可以想见，伴随着汩汩流水的不仅有汗水，一定也有泪水。
修筑郑国渠的初衷，据说是战国后期，韩桓惠公见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大势在即，为削弱其实力，故意派水利专家郑国赴秦，以兴修一项巨型水利工程来消耗秦国财力物力，尤其是人力，试图达到“疲秦”的目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地使关中大地上出现了一条造福人类的千古长渠。这条至今仍灌溉着陕西礼泉、泾阳、高陵、临潼、渭南等县市近300万亩土地的百里长渠，它的丰伟功绩已被历史证明，但在修筑之时，秦国所付出的代价，肯定也是巨大的。秦始皇采纳郑国的建议下令实施，渠成之后，变关中瘠地为沃野，收成年丰，反倒促成了秦国的富庶，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般说来，开渠筑坝、兴修水利这一类的建设工程，大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密切相关，郑国渠、都江堰、灵渠都出现在秦代，可谓一例。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应该也是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政权更替，百废待兴，像新安江开发这样的宏伟计划，自然是最能表现新政权活力的，何况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电力的需求，确实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如果单是从工程建设上来说，新安江水电站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为当代治水史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它可以被看做是与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呼应，既是创造性的，靠的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才智。郑国渠是一个创造，秦代以后，基本上是对其水利设施的完善，如汉代白公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和清代龙洞渠等。新安江水电站之前，世界上虽然也有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苏联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但美国专家在国民党的新安江开发计划实施之初就撤走了，而苏联专家则在新中国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的《决议书草案》形成还不到两个月，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最终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制设备把电站建造成功。
损失和牺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国力条件下既成事实的。在浙江省制订的移民方案中，原先是有85000多农民被安排进新建厂当工人的，但是在那份“第二方案”中被否定了，理由是水库淹没了农田，已经造成了粮食生产的损失，新增8万多工人，国家要拿出更多粮食补偿，不利于粮食平衡，据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但也确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安排8万多移民进工厂的方案，一定就比否定它的另一个方案更值得肯定，对当时的浙江省来说，要解决这8万多人的粮食，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至少浙江省政府是表达了一种态度，那就是愿与移民共同承受将要面临的沉重损失，而不是把它全部推给移民自身。
在中国当代治水史上，决策者、设计者和工程建设者的功绩，想来一定是列入最主要位置的，其实对新安江开发来说，30万移民更值得载入史册，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所有那一切成就的基石。这些移民的绝大部分，都是淳安人和遂安人，曾经的贺城、狮城两座县城沉入水底后，两县合并成一新县，沿用淳安县名，1994年的水电部部长钮茂生视察新淳安时说：“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成了杭州的西藏。”对于大功大德的新安江移民，实在是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地被载入史册……
高峡出平湖
现在该来谈谈千岛湖了，这座因新安江开发而生成的水库湖，容量达178亿立方米，面积相当于三千个西湖，水色纯净，质地天然，像一页无边的宣纸，将川流不息的新安江，裱成了一派水墨丹青。她暂时安静了下来，广渺平滑的湖面，如同一位智者的神情，祥和、幽邃而宽容，这处曾经“一滩又一滩，新安在天上”的所在，成了新安江水系的集结地，然后再经由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铜官峡谷，从百米高坝飞泻直下，开始她新的流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新安江完成了世人注目的现代价值。
除了供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之用，千岛湖那一湖碧水，也因群峰环抱、生态和谐、风光旖旎、气象万千，成了遐迩闻名的国家级风景旅游名胜，节假日一天的游客人数就在10万以上。随着时光的推移，新安江开发的经济价值，正在越来越显著地得以体现，真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千岛湖的范围很大，从建德和淳安两市县均可进入湖区。建德入湖的游轮码头主要设在毛竹源和金竹牌，淳安入湖的两处码头，则为千岛湖和西园。千岛湖码头在淳安县治千岛湖镇，原名排岭，系1959年淳安、遂安两县合并后的新淳安县址，1991年更名为千岛湖镇。以两县30万移民背井离乡换回的千岛湖来命名他们的新家园，应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在昔日排岭半岛上兴建的新城，如今已是“一城山色半城湖”，三面环水，可谓名副其实的千岛湖镇。
有人拿千岛湖和西湖相比，认为西湖是古典的，千岛湖是现代的。其实就山水而言，两者不见得有太大的区别，虽然西湖在人文蕴涵方面，譬如断桥、雷峰塔、苏白二堤、岳庙等，要远胜于现在的千岛湖，但千岛湖作为新安江开发的一个副项，却也并非只是单纯的水库湖。早在五万年前，新安江两岸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流水不断，这股文脉也不会断，她贯穿至今，自然也就是千岛湖的一个内在部分，或者说是千岛湖的一段历史追溯。
和千岛湖一样，西湖的形成，也有着人类治水的因素。最早用地质学观点解释西湖成因的，是日本地质学家石井八次郎，认为西湖与日本中禅寺湖相似，南山古生代岩层山坡的北流溪水，受北山火山岩阻塞，聚积成湖。但这还只是一种假说，竺可桢先生1920年考察西湖，也提出过另一种假说，认为西湖原是钱塘江的一处小湾，因江水挟带的砂土堵塞了湾口而渐次成一礁湖。还有一种较之这两种更为流行的假说，认为西湖曾经是一个浅海湾，因泥沙堆积截断了海水，浅湾遂成湖泊，在地质学上称为“瀉湖”，湖面会随着海潮的来去而起落。说西湖的形成有着人类治水的因素，在于钱塘江海塘的修筑，完全阻拦了海水倒灌，使之在随后千百年间的一次又一次疏浚中得以完善。钱塘江海塘正是中国古代一项宏伟而壮观的大型水利工程。
历代的西湖之所以需要疏浚，在于湖底的淤积。西湖是个浅水湖，即便是经过了1999年底的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浚，目前的平均水深，也只是从1.65米提高到了2.27米，与千岛湖的水深呈天壤之别。这么浅的水域，湖底除去淤泥，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但千岛湖不一样，其水深近百米，淹没着旧城老宅、古村民舍，以及延续世代的生活形态。西湖的人文历史，散落在周边的街道建筑，千岛湖的人文历史，藏在一碧万顷的水下。
据说现在排岭半岛上的千岛湖镇，是和水下的古城遥遥相对的，说的也许就是距千岛湖镇40里的茅头尖水域之下、那座俗称狮城的原遂安县城。经水下探测发现，这座周长四里，有着东西南北，外加小西门五个城门和城楼的名邑，环有墙高近7米的两千余米城墙，城垣四周矗立着八座碉楼，城内街巷纵横，房舍连片，在湖水浸泡了半个多世纪的城砖上，还依稀可辨刻有“遂安县”、“县长张宝琛”、“1935”的字样，不仅城墙保存完好，大部分的民房也并未倒塌，一些门面、楼梯、房梁等，甚至还不曾腐烂，连屋内的家具都原样摆放着，而且这消失了50年的古城，距离湖面仅25米……
遂安县城的保存完好，因其位于水库的70米高程之上。水库蓄水前，都是要进行清库的，以保证库水清洁和航道安全，新安江水库亦然，但在70米水位高程以下经过清库后，因蓄水太快，这个水位高程以上还来不及清理，就迅速地被水淹了，遂安城也就留下了，而在其位置之下的淳安城，却已被基本拆除，连树木都被砍伐了，几成一片废墟，好在县西北浙皖接壤处的威坪古镇，也因地势高于70米水位高程，和遂安县城一样，完好地留在了水下，它们都是被新安江水保护下来的，新安江保护的是自己的历史，它给了未来的千岛湖一座可资追忆和寻访的水下博物馆，新安江实在是一条有灵性的江。
其实西湖也好，千岛湖也罢，作为人类治水成果的一种体现，既不会只有固定模式，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自然力量给予西湖的只是一个雏形，演变至今靠的是不断地治理开发；千岛湖虽是人工所为，却是由底蕴丰厚的新安江而来，况且岁月尚浅，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利用，几乎还只能说是初始。譬如近年来才引起关注的水下之谜，就只是一种试探性的勘测，当年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加以保护的老城古村，今天或今后，是否会有条件有可能使之重见天日呢？对千岛湖水底世界的探秘和开发，也是一种对水的治理。
一位新安江移民的后代，祖上是遂安人，移民去了江西，现在上海工作。虽然没有亲历当年撇家舍业的悲壮，但是多年来对移民生活的目睹和体味，其内心之痛无以言表，他写道：“……你们只会去探讨如何开发千岛湖水下躺着的两座古城，有没有想过，水下古城是移民们的家园，房子是移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水下文化也是移民们祖辈形成的”……29万移民有后代的，我们将永远牢记这段历史，因为为了国家的建设舍弃家园，牺牲是非常大的。
尽管言辞激烈，但他对千岛湖却是热爱的，怀着浓郁的乡情：“我爱故乡千岛湖，同时又稍稍恨故乡千岛湖……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是愿意出生在千岛湖，只是我有个要求，别让我当移民好吗？”他说的这个千岛湖，当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湖泊，而是那曾经叫做遂安的地方。遂安不存在了，成了千岛湖，曾经为之移民的遂安人，一样视其为故乡。事实上故乡的老城依旧存在，静静地躺在千岛湖并不太深的水下。对新安江的开发，有了千岛湖但失去了遂安古城，时间过去了50年，对千岛湖的再开发，使之失而复得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新安江水迅速淹没人们来不及拆除的遂安、威坪等古城镇，完好保存了下来，也许正是为着给人类留下这样一个机会吧。
治水是一门科学，也未尝不是一门人学，何况治水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富诗意地栖息。水是有诗意的，大江东去、小桥流水、碧波万顷、潮起潮落，从来都是诗的意象。中国古代的伟大水利工程，之所以遗存至今仍令世人赞叹不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历朝历代都不断地以人为本，从与人和谐相处的角度出发，加以修缮治理，譬如都江堰的“水旱从人”，灵渠的“束水通舟”。有意思的是，灵渠自大小天平石堤起，至兴安城东南龙王庙山下，本身呈现的就是一个“人”字形。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西湖，
西湖本身虽不能说是一项水利工程，但是唐穆宗长庆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时，曾自钱塘门外石函桥，迤北至武林门，筑堤以隔绝江水，“堤以西为上湖，以东为下湖，蓄上湖之水，渐次达下湖，以溉民田，杭人利之”，也是作为水利来修筑的，不过白居易修筑的这条堤，非今日断桥至平湖秋月的白堤，其位置很可能是已成通衢的环城西路一线。
因了白居易的这一所为，后人多认定西湖的开凿始于唐代。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说：“五代时，西湖岁久不修，湖葑蔓蔽，吴越王钱氏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又引湖水入运河。……西湖水利，自白乐天以后，二百年而得苏东坡，又四百年而得杨温甫，后二百年复有雍正朝之修治。夫西湖若非借人工之浚掘，必已受天然淘汰久矣。”可见水利之举非朝夕可得永逸，而是一项必须与时俱进的人文大业。
新安江的开发成功，以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运转发电为初端，完全竣工则在1977年。电站建成后，千岛湖旅游异峰突起，发展迅速，风头盖过了世人对新安江电站的瞩目。但是除了旅游经济，千岛湖水利资源的丰沛，依旧富有再度开发的潜能，华东电网的抽水蓄能电站规划，自2001年4月开始在浙皖苏三省进行选点勘测，至2003年6月，最后选定的还是千岛湖，同年11月，《千岛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选点规划报告》出台，一个是抽水蓄能电站，一个是水下古城的探测开发，千岛湖正在更为宽泛的层面讲述新的故事，它在中国治水史上的来龙去脉，将会愈发地清晰……
【谢鲁渤：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