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当傅雷遇上张爱玲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闫红 本章:07、当傅雷遇上张爱玲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1.张爱玲笔下的傅雷情事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他们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作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的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她的读者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自己还被她形容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舅舅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绝关系。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她自己,也是一样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有点儿颠覆感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

    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殷宝滟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的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里那位校花王佳芝一样,殷宝滟不满足于只是做个美女,她有野心去占据更伟大的制高点。王佳芝投身革命,殷宝滟则在偶然认识了罗先生之后,天天去他家跟着他学习她不得要领的音乐史。

    这位罗先生,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对女人总是酸楚与怀疑的。但殷宝滟是个美女,是个离他很近很热切地跟他学习音乐史的美女,他放弃了因为害怕被拒绝先摆出来的那种酸楚怀疑,爱上了她。

    她一开始的态度是我再没有男朋友也不会看上他吧?可他那对全世界都白眼向青天的架势,使他的爱,变成了一枚勋章,获得者是很难不骄傲的—她渐渐也觉得受用了。

    她收到他与众不同的情书:“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回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她过去收到的那些贫乏小男生的信怎能与之相比?

    “没有爱及得上这样的爱”,而且她以为这爱是可控的,是“听话的”爱,以为他可以永远在距离之外爱着她,她只管毫发无伤地享受就是了。

    他绝望,暴躁地在家中和妻子吵架,她被仆人请去劝架—他们两口子一吵架,女佣都是打电话找她来劝,“他就只听我的话!”

    如是三年,他终于亲到她的嘴,之后又想别的,她感到恐慌以及被亵渎,原来她并不是他心中高不可攀的女神。但她还是贪恋他的爱,他们甚至谈到他去离婚。一时离不掉,他俩都很痛苦。

    后来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连老妈子都看不过眼了,说:“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三个月了哩!”

    看来罗先生也并不只是一味地痛苦。但人是会自己骗自己的。

    离开了罗先生的殷宝滟,面对她的老同学,作家“爱玲”,把这些一带而过,泪水汪汪地说她是怕伤害到他的妻儿,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他有三个小孩,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罢?”

    “太阳光里,珍珠兰的影子,细细的一枝一叶,小朵的花,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可痛惜的美丽的日子使我发急起来。‘可是宝滟,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子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无论如何,现在你痛苦,他痛苦,这倒是真的。’”

    “她想了半天。‘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请原谅我大段引用原文,这几段实在太反高潮了,可以作为许多“遗梦”“碎梦”背后的老实话。殷宝滟和罗先生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有神经病的人”,跟他离不离婚没太大关系,他们痛苦地讨论离婚什么的,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更有悲剧之美吧。这结尾横扫过来,使前面那缠绵情调变成了一个笑话,若主人公有原型,那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按照张爱玲的写作习惯,他们当然是有原型的,男主角我们已经知道,女主角则是一个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张爱玲给宋淇的信里,也点明了这一点。

    傅雷的儿子傅聪和傅敏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们父亲的生命里,出现过这位成家榴。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子,非常出色的女高音,与张爱玲文中所写的“在水中唱歌,义(意)大利的‘哦嗦勒弥哦!’(‘哦,我的太阳!’)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吻合。

    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儿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儿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她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也与张爱玲所写的不谋而合。

    成家榴和傅雷,何时何地认识的已经不得而知,《殷宝滟送花楼会》里说殷宝滟跟同学去听课,在课堂上认识了罗先生,宋以朗认为这是小说家言,因为成家榴的姐姐成家和与傅雷是邻居,都租住宋淇家的房子。

    但宋以朗又说傅雷搬到宋家的房子是在1947年,这时成家榴已经被张爱玲那篇小说吓得去了内地,他们的交情应该不是因比邻而起。

    根据现有资料,应该是成家和介绍的。

    成家和,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香港明星萧芳芳的母亲,曾就读于上海美专。1931年,她和同学赵丹误以为傅雷反对学生抗日,在教室里跟他发生了冲突。不打不相识,一场误会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成家榴十有八九是成家和介绍认识的,与小说中所言去学校时探望女友认识的相去不远。

    张爱玲也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殷宝滟就是成家榴。她们曾经是同学。

    每一条都对得上,张爱玲没做任何技术处理,当事人几乎是裸身出镜,反响可想而知。张爱玲振振有词地说,是她要我写的,可是人家没让你写成这副德行。“殷宝滟”原指望自己成为琼瑶小说里那种又美丽又崇高的女主角,看了这个自然是当头一棒。更要命的是,她接下来还要给“罗先生”一个交代,给她长达数年的爱情一个交代,她该如何交代?

    只能是逃走了,逃到内地去,匆忙嫁了个空军,很快离婚。张爱玲一篇不长的小说改变了这女子的命运,这倒没什么,我们的命运经常被一些小事改变,她懊悔她毁掉了殷宝滟也就是成家榴和傅雷的爱情,那爱情虽然有点儿矫情,但也是爱情啊。

    2.出卖傅雷,是存心还是无意

    如前所说,张爱玲能忏悔,也算难得,可我仍有个疑问,张爱玲写这篇小说,只是作家的积习使然吗?该文发表于那篇署名迅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后,她知道迅雨就是傅雷吗?如果她知道的话,那这个小说就有点儿报复的性质了。

    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7月,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想不多想都难。

    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傅雷一边和成家榴分着手,一边写着评论,成家榴转身去找老同学张爱玲倾诉,傅和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种交集。所以宋以朗说,张爱玲写《殷宝滟送花楼会》时,并不知道傅雷就是迅雨,张爱玲是后来到了香港才从宋淇那里听说的,她有点儿惊奇,但也没深究。

    这种可能也有。但是,我们要知道,傅雷的那篇评论,是交给柯灵发表的,柯灵跟张爱玲交情不浅,里以他为原型塑造的那位荀先生,又特别爱在女主人公面前说文坛掌故,那么,他把这个大秘密八卦给张爱玲听完全有可能。

    就算他不说,当时也有小报指出迅雨就是傅雷。当时有份《光化日报》发表过一篇《小报上的女作者》,里面写道:“《万象》曾提拔了几位女作家,其中有几位,平心而论,她们只是文章的学作者,暂时还不能称作‘女作家’的。张爱玲出道的迟,可是都红过她们,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在《万象》上写过一篇评论,格外叫人侧目。”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张爱玲一定知道迅雨是傅雷,柯灵也有讳莫如深的时候,张爱玲也可能凑巧没看到这份报纸,但《殷宝滟送花楼会》里有些词,是故意跳出来告诉有心人,这篇小说就是冲着《论张爱玲的小说》来的。

    《论张爱玲的小说》开头就写道:“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罗先生也说:“在这样低气压的空气里……”点明罗先生和迅雨一个腔调,而她心知肚明罗先生就是傅雷。

    《殷宝滟送花楼会》里,说罗先生面对女人的态度是酸楚的,张爱玲回敬傅雷的文章《自己的文章》里也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也是酸楚的。她拐弯抹角地说,爱斗争的傅雷,难免总是酸楚的。

    可以想见,成家榴会悔恨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淑女的淑),傅雷心中则是五味杂陈,尴尬、懊恼之外,怕是也有愤怒: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当然,他是不会再说什么了。

    出卖同学隐私,还是这样嚣张地毫不体谅别人地出卖,当然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张爱玲自己都意识到了。但是张爱玲写这么一篇小说,只是为了出口恶气吗?要是真这么看,也就把张爱玲看扁了。张爱玲写这么个故事,是因为这篇小说,比《自己的文章》更能证明她的文学观点。

    所以,要说清傅雷和张爱玲的这场战争,还要从傅雷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起。

    和张爱玲一样,傅雷亦眼光甚高,大部分人他都瞧不上,非常罕见地,他对张爱玲高看一眼,特地写了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还把她的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柯灵将此称之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然而张爱玲却大不领情,著文还击不说,还写了篇阴阳怪气的小说,大揭傅雷隐私,这篇出于十足的好心的评论为何令爱玲小姐如此不忿?

    文章的一开始,先夸张爱玲的作品是个奇迹,奇到什么地步呢?让读者能怔住,只能发点儿不着边际的议论:“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这种情况下,傅雷觉得他有必要做一个言之有物的总结。

    他首先从各个角度将大大赞扬了一番,这里且不赘述,只说除了“最美的收获之一”说外,他还说此文颇有些里某些故事的风味,算得上极高的评价。里,七巧的沦陷、挣扎、倒伏、覆灭,浓墨重彩的命运的阴霾,大开大合的悲剧意味,符合傅雷比较“重”的味蕾。他厚爱它到这种地步—开始对作者其他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他不能容忍一个写出这样的伟大作品的作家,开自己的倒车。

    他首先针对的,是。

    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会被人视为自己某个女儿应得的财产,里一开始就揭示了这个真理,这正是的缘起,年轻多金的华侨范柳原,回到祖国马上成为太太们眼中的抢手货,相亲宴纷至沓来,在其中某一场上,他与白流苏相遇。

    白流苏是陪妹妹来的,她是离异的女人,“残花败柳”,没资格做那相亲宴上的女主角,媒人都没把她考虑进去,但是,范柳原却独独对她产生了兴趣。

    这对白流苏来说是个珍贵的机会,她寄居在兄嫂家中,受尽了窝囊气,着急投奔到婚姻的保护伞下去,范柳原看出她的目的,更看出她并不爱自己。

    范柳原外表油滑,内里却既认真又较真,认真,便容不得破绽,较真,就容易看到破绽。为自我保护计,他不愿意娶她为妻,最合算的是把她变成自己的情妇而不是妻子:情妇是合同制,妻子是终身制。

    对于白流苏,做情妇则极不合算,既不稳定,又让她丧失了机会成本—一个做过别人情妇的女人,更难再嫁人了。但她选择了冒险,试图来一场钢丝上的舞蹈,以自己暂且持有的美貌与风情,与范柳原对峙,诱惑他乱了方寸,要挟他娶自己。

    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白流苏谋生,范柳原谋爱,她握着自己的美,他握着财富资源,首先败下来的似乎是白流苏,她的美是有保质期的,不可以奇货自居太久,她忍无可忍地跟了他,没有名分,败局眼看已经注定,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将她成全。

    战争发生了,到处都是狂轰滥炸的炮弹,死亡离得是这么近,没有空间再细细计算,杂念屏退,他们相依为命,心中只剩下对方。“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他俩在巨大的不稳定中相互拥抱与依偎,范柳原最终娶了白流苏。

    张爱玲后来笑说,很多人拿这小说,是当复仇记看的,在娘家受气的落魄女人,嫁得金龟婿,可不让人替她扬眉吐气?对于相同境遇的女人,也有励志的作用吧?

    傅雷很不喜欢,傅雷首先对“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很不满:“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恕我眼拙,不知道“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怎么算来的,范柳原难道不是在以调情掩饰他的悲哀吗?他对白流苏说,我想带你到原始森林里去,那样也许你会自然一些。这句话里,有着对把白流苏异化的俗世的不屑与抗争。

    傅雷先生太严肃了,连同范柳原被月光所诱惑,打电话对白流苏说“我爱你”,他也嫌不够深沉,“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傅雷看不到范柳原得到白流苏的第二天,仓皇地想要逃到英国去,他何尝真的想要一个情妇?那是他的爱情理想碰到现实之墙之后,无奈的选择,而一旦真的实现,他又恐惧了。

    傅雷说“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也许是傅雷太老实,他看见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看不到那语气的浓与淡,色彩的深或浅,触不到语言的质地,更无法意会在语言的游弋处,那些微妙变幻的情绪。他蹙起眉头,抱怨作者给得太少,却不知,作者明明给了,是他自己接收不到。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人终于能够“死生契阔,与子成悦”之际,傅雷对那段描写仍然不满:“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

    按照傅雷先生的想法,这段应该怎样写呢?暴风骤雨式的抒情,大段华丽的诗朗诵?对不起,这让我想起琼瑶,而上乘的小说,总是把感情放在家常话里。里,贾宝玉听到林黛玉的葬花吟,感慨生命的美丽与虚无时,不由心神相通,恸倒在山坡上,可是,接下来呢?他从山坡上爬起来,并没有莎士比亚风地向林妹妹表达他的真知灼见,却很“平凡地、庸碌鄙俗地”说起昨晚那场官司来了。

    彼此能够懂得的人,只言片语,莫逆于心。范柳原已经说明,现在的爱,与当初的“爱”是不同的,“谈恋爱”是形式,是表层,是犹疑状态下的一种试探,“恋爱”才是实质,是以心换心,是不留余地的付与,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够吗?

    也许是傅雷太着急鄙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狼狈了,来不及去想它的深意,也有可能,傅雷本人实在太强,他不能容忍自己“可怜”,对他人便没有同情,那么,他是一个“超人”,而不是他不熟悉的大多数。

    3.时代超人,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这跟他们各自的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奔赴异乡,十有八九是被族人欺负得待不下去了,傅雷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寡妇熬儿,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儿,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就这么着,他妈有次对他失望,还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要么很萎靡,要么就是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志。傅雷属于后者,看他写给他妈的信,那叫一个抒情啊,他完全接纳他妈对他的磨炼,认为这是存在于世间的必修课。后来,他又把这一套用在了傅聪身上,导致傅聪受虐不过,离家出走。

    字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按照傅雷的观点,小说里的人一定要抗争,要“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以此为标准,只怕大多数名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且以他难得看得起的钱锺书的作品为例,无论是方鸿渐、赵辛楣,还是苏小姐、孙小姐一干人等,都在随波逐流、淡漠地苟且—但同时也不怎么变态地—活下去。

    我的朋友董晓磊说得好,群众有庸俗的权利。张爱玲说,她不喜欢善与恶、灵与肉冲突得斩钉截铁的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她的主题有时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写到这里,且让我发散地思考一下,也是一部主题不分明的作品,也没能痛快地剥出个血淋淋的人生,贾宝玉一见他爹他娘马上成人一个,还经常有歌功颂德之语句,倒是没怎么见过傅雷对的评价,估计是远在他的经验之外了。

    傅雷的世界,必须有个紧绷绷的崇高的主线,看看傅雷在《巨人三传》的译者序里的句子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张爱玲爱的,却是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儿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看他们两位这样针锋相对,他们共同的熟人柯灵觉得有必要表个态了。他以长者的身份批评了张爱玲的不客气,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评了没错,说是一路胡扯,看得齿冷,但她是对自己高产状态下粗制滥造了这一篇而感到不满,傅雷批评的则是张爱玲笔下那一整个“轻薄”“轻佻”的情爱世界。

    再者说,柯灵只见张爱玲反省了傅雷不以为然的,怎不见她大刀阔斧地将傅雷深以为然的,修改成长篇小说?傅雷看到这一篇,怕不会觉得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了吧?

    在中,压迫与反抗这个惨烈的主题被淡化,麻油西施银娣(里的七巧)当然是有怨恨的,但同时,也有虚荣,有期望,跟婆婆妯娌们怄气,斗智斗勇,这些成功消解了她的痛苦。银娣不是七巧,不是中那坚忍的十年磨一剑的希斯克利夫。七巧能把怨恨化零为整,凝聚成疯狂与戾气,长久地抱持,不能解脱,银娣没有这种与日常生活脱离的英雄气。她更善于化整为零,把痛苦掰碎了,搓细了,放进细水长流的时日里,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可以夷然地、正常地、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这是傅雷对于七巧的概括,无法放到银娣身上,后者更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充满细节,没有主题,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了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院,跟之类划清了界限。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此外,傅雷还提出里用了太多古典小说里的语言,张爱玲倒是同意这个批评,她说她写香港的小说,为了营造旧日气息,会特意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这个以后可以改一些。—难怪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的人动不动就是“你个小蹄子”,原来是因为写的是香港的缘故。再怎么说吧,傅雷写这篇评论都是出于好心,只是这好心从他母亲那里衣钵相传下来,有着自说自话的强硬,他们有这番过招在所难免。

    4.尾声,也是如此不同

    也是张爱玲年轻气盛,以《自己的文章》回敬了傅雷后,意犹未尽,偏偏成家榴送上门来,可谓正中下怀:你不是要写伟大的飞扬的世界吗?我偏让你看到你所以为的伟大的飞扬的世界背后的东西,而那些,可能才是真相。

    傅雷和成家榴伟大而感伤的爱情,于是变成了殷宝滟与罗先生,不无卑琐的支离破碎。

    幸好她不知道傅雷的另外一段爱情,他在洛阳出差时也曾偶涉风月场所,认识了一位“汴梁姑娘”,这姑娘“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有些像安娜斯丹……”反正是个“娇艳的人儿”—听上去跟成家榴是不是一个路子的?当年傅雷在法国,爱上的也是一位热力四射的巴黎女郎,老实巴交的男人,似乎总是爱红玫瑰,娶白玫瑰。

    他给这女子写诗:“啊,汴梁姑娘,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汴梁的姑娘,啊……汴梁的姑娘!”

    他跟她说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的娇妻爱子朋友,诉说他的苦恼,和以前的恋爱史—我看过一篇小说,说烟花女最讨厌客人来这一套,不过大家也不用为傅雷先生过于担忧,他给朋友的信里说,他有朱梅馥和那位法国女郎这两大护法,他对这女子,也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尽管如此,他的爱也足够炙热,又是要为她写曲子,又叫来同事一块儿为她拍照,把她的照片镶了银框挂在房间里—朱梅馥此时也在河南,他还想让朋友把那照片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唉,怎么那么像胡兰成对于小周的爱呢,“她是那么的美好!”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呻吟着说,他们一样有着要培养那些年轻女孩的伟大构想。老男人喜欢搜集小姑娘,且是带三分妖娆的小姑娘,无可厚非,傅雷与胡兰成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美化这样一种爱好。

    这是傅雷1936年年底的爱情。1937年4月15日,傅敏出生在河南林州。《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罗太太在罗先生出轨时怀孕也许是虚构,但1936年年底,傅雷确实在妻子怀孕时,对另外一个女子如醉如痴。“超人”的另一面,也不过如此。

    还好,随着他离开河南回到上海,那段热情很快时过境迁。接下来,他和成家榴走近了,然后……大家请去翻阅上文吧。

    张爱玲自以为毁了傅雷的爱情,这事要放在她身上,肯定就毁掉了,殷宝滟那句“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可谓锋利如刃,放张爱玲心里肯定如千刀万剐,还有消除不掉的回声。

    但是你看,在成家榴落荒而逃之后,傅雷仍然能跑去跟成家和做邻居,没准儿他都和成家榴和好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知道,20世纪60年代,傅聪去香港参加演出,成家和与成家榴姐妹热情接待了他,傅雷写了很热切的信致谢,傅雷的书信里存有他致成家榴的一封信,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也许,他们早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到成家榴晚年,都对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她坚持她的道德形象,不认为她是被张爱玲的小说吓跑的。

    其实这样想有什么不好呢?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而张爱玲过度求真,也会将自己带入走火入魔的误区。把自己和他人都伤得鲜血淋漓,便是一个例证。人,有时真的得学会自我催眠,让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美好的人,可以崇高可以爱的人,在瞬间飞扬里,击败人生底色里的虚空。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也曾飞扬过,所以,她与傅雷在里瞬间交会,但终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966年9月,性烈的傅雷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与妻子朱梅馥一起自尽。本年,由改编成的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而张爱玲本人身在美国。

    早在1952年,张爱玲嗅到危险气息,辗转逃离,这种警觉,是否也是长期的旁观者的定位使然?她冷静,她不主观,她不着急跳进热情的汪洋大海里,所以能对现实,看得这么真。她最后寂寞冷清地死去,还是傅雷最反对的一唱三叹低回无尽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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