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张爱玲的弟弟:他只是想有人注意他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闫红 本章:12、张爱玲的弟弟:他只是想有人注意他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那次我去香港,见到宋以朗先生,去之前我有一百个问题想问他,因为他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没有人比他掌握有更多的关于张爱玲的资料。然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理科生,不喜欢演绎发挥,每当我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您怎么看呢……”时,他总是温和地微微一笑,做个很西化的耸肩摊手的动作。

    有点儿失望,却也觉得这于“张学”亦是幸事,若宋以朗先生是个爱说话的文科生,又掌握那么多独家资料,别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

    唯有问到张爱玲的弟弟时,他很罕见地表了一下态,觉得张爱玲对弟弟很凉薄。他举例说,有一次,张爱玲带着弟弟的信出门,准备等公交车时看,公交车来了,她还没看,而那封信被遗忘在等车时坐过的椅子上了,张爱玲片刻不安后,想,也好,这样就省得看了。

    她并不想看那封信,只是不能完全决绝,现在老天帮她把那封信推开了,更好。她并不愿意让弟弟的只言片语进入自己的生活里来,这个弟弟在她的生活中存在感如此之弱—倒也是历来如此。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

    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作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

    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毒辣了,不过她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她作为资深保姆也能当得了半个家,张爱玲则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

    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向,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但在男女问题上,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地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承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为儿女前途着想的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子。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自幼无人问津,所以形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健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林徽因的父亲曾感慨做才女的父亲不容易,从张子静的经验看,做才女的弟弟也难,在姐姐的强势存在面前,他唯有做一点儿带有破坏性的事情来表达自我。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善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那时,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会在他腮上亲一口,把他当成一个小玩意儿。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寄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不过是没话找话。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的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碟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在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张爱玲说孙用蕃折磨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儿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而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期。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张爱玲到她母亲那里去—黄素琼刚从国外回来,张爱玲发愿,要“拯救”这个弟弟,哭着说要送他去学骑马,也许觉得这样能让弟弟培养一点儿男子气概。她母亲都笑了,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缺乏营养,张子静的牙齿尖而泛绿,黄素琼担心儿子肺部有问题,叫他去医院照X光,他也逃掉。张爱玲和她母亲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弃他的,但是她们的计划太高远,他纵然想追,也力不从心。

    他只能是讲点儿家族故事给张爱玲听,一惊一乍地,因为姐姐在学校没有听闻,他便有了独家发布的优越感。他装作老辣或者恬淡来塑造形象,羡慕那些升官发财的人,在作废的支票上练习签名。他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平静,他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人注意到自己。

    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起因是她在母亲那里住了一晚而没有告诉继母,继母发飙,父亲将她囚禁于两间相通的空房里。有一天张爱玲到其中一间她不常去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个纸团,打开来是她弟弟的笔迹,写着:“二哥如晤:日前走访不遇,怅怅。家姊事想有所闻。家门之玷,殊觉痛心。”

    张爱玲暗暗吃惊:这是什么话?家门之玷,指的是张爱玲那一夜未归,她继母是以这个名义发作,但也只是恨张爱玲对自己不敬,经她弟弟这么一说,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张爱玲气愤到麻木,只能在心里找了别的名目来怪他:“念到《书经》了,念通了没有,措辞这样不知轻重。”她自己也知道这种责怪也是官腔。

    张子静难道真的以为她做了什么?怕不见得,他父亲和继母都没有这样想,他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能更高瞻远瞩,看透他姐姐的“不轨”?他只是故意要骇人听闻,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微弱,要是能有点儿惊天动地的事讲给人听,也许人家就能高看他一眼。

    张爱玲讲述这段生活的散文《私语》里没提到这个细节,到底是有点儿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许多年后,她写进了里,不再给自己,以及她的被写体们留余地。

    还回到那时节,张爱玲最终找了个空隙逃出来,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张子静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的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

    黄素琼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用,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

    而我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作对自己的处境全不知情。这种“糊涂”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她曾经衣不解带照顾生病的他,尽管他那“吧达吧达”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点感情早已在岁月中消磨掉,现在的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而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

    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儿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这静听的姿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

    张子静跟张爱玲说起父亲的窘境,让张爱玲震动,张子静说,父亲把房子抵押出去,抵押到期也不去赎,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屉里一搁。“娘告诉我的。娘都气死了。”

    这个“娘”指的是继母孙用蕃。言下之意,孙氏更会理家。张爱玲提出质疑:“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她弟弟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张爱玲算是被过继给伯父的,喊她父亲二叔,张子静也跟着喊),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张爱玲觉得,张子静爱这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继母。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好吧,就算她曾经虐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视,比起漠视远离自己的骨肉血亲,也许倒是她,待他像个至亲。而且,随着他长大成人,她对他也该有所改变,毕竟她自己没有生育。再者,在大家族里长大的她,既有敷衍的能力,也有敷衍的需求,在夫妻俩互相敷衍之余,她但凡稍有余力,敷衍张子静一下,于他,就是难得的温暖。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出于过往亲情,见面时,张爱玲还是会很放松地跟他聊天,比如说起有人追求自己,以及自己不会跳舞等,但只要话题停止,他们又重归于淡漠。

    这里面,有前面说过的,她弟弟的那封近乎“落井下石”的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张爱玲从父亲家出走之后,更看清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张爱玲的表妹曾说张爱玲又热情又孤独,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的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得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少了几分人情味。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比如张子静。

    1946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看起来张子静和他父亲很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一直在怯怯地想要凑到别人的世界里,现在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新中国成立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再度从国外归来,先是住在国际饭店,后面搬到张爱玲姑姑家,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想来总有一个安静又有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

    数年不见,面对这个长大的儿子,黄素琼就没想过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的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1948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1957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至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儿。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微薄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儿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儿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侨办打听,终于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了。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恢复了与张爱玲的通信往来。

    在他口述的那本书里,有张爱玲的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过”,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在香港,我跟宋以朗先生提起这封信,他依旧微笑着翻出一封信,正是张子静写给姐姐那封,信里说,他找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但他没有房子,虽然对方并不介意这点,可他总觉得不太好,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帮助。

    这,应该就是张爱玲写那些回复的原因。那么,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像她描述的那样吗?坊间传闻张爱玲晚年贫困潦倒,但事实上,我曾看过宋以朗先生提供的一份清单,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中心地段买十几套两居室。张子静给她写信就在之前的两三年,张爱玲是有能力帮他的,但是她拒绝了。

    我问宋以朗,这是为什么呢?张爱玲本人开销很少,也不买车买房,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弟弟一下呢?

    宋先生耸肩,摊手,微笑,说,我不知道。又说,我知道她曾考虑过给姑姑一些钱,还曾和我父亲商议给多少比较合适。给多了,怕政府清算,给少了,又觉得没意义,后来作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帮助弟弟一下。

    虽然张子静说,女方不在意他的财产,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的,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让他最终有了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适时伸出援手?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1995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包,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口述了关于张爱玲的一些往事,言语间不提自己曾受到的伤害,虽然姐姐同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些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我知道他说姐姐那些事,和当年对姐姐说家族事,以及对堂哥说“家门之玷”有异曲同工之处,知道他在意这个终于可以跟人说点儿什么的机会。但他的天性依旧是温厚的。他这一生都温厚而平庸,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会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儿怕冷的人,他一直在朝温暖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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