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内斯堡，他向“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有些同事认为培训新兵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同意可以按这个计划执行，因为建立一支以受训战士为核心、足以开展游击战的队伍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仍然令他振奋，他去纳塔尔，为德班地区指挥部做报告。剧场指挥塞西尔·威廉斯准备了一辆车，供他自由支配。他们乘车去的时候，曼德拉扮作司机，威廉斯坐车。
在结束语中他强调指出，团结“犹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要不惜代价地维护它”。他相信，在以后的决定性斗争中，南非解放运动将得到非洲领导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全力支持。
卢图利还提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关于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宣布终止其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卢图利了解曼德拉的作用，他对没有与他和非国大“基层组织”商量提出批评，他认为他们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曼德拉对此表示歉意，但他说他认为从战术上讲这一行动是正确的。此外，他们是想保护卢图利和非国大，使他们免于卷入政策的急剧变化之中。
事先并未宣布最高指挥部关于即将采取的战略和战术的命令，但是他补充说：“领导如果犹豫不决，不去磨快已不再锋利的政治武器的话，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这以前的10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及南非各地，“他在农村同农民、在城市同工人谈话，同学生和专业人员谈话，”他已十分清楚地感到，形势已变得极具爆炸性。
的任务。
在利里斯利夫农场，“民族之矛”的谋士和他们的非国大的顾问能高效率地工作。与过去政策不同的一个主要变化是民族之矛计划接收所有种族的人，尽管它的主要干部都是非洲人。在极端孤立的环境下，患难与共产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们在制定计划时激动不已。
曼德拉会见“民族之矛”之后，与他的一位老朋友M·B·英瓦联系，此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省负责人之一。这位朋友见到一个自称“大卫”的高个儿司机让他带路去见“酋长”时，简直又惊又喜。卢图利酋长德高望重，深受人们的爱戴。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同志们为他坚持要见卢图利很担心，但在他固执地坚持的情况下也就让步了。他说：“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去。”车向北经甘蔗种植园去斯坦格村，一路上曼德拉讲着他旅行的故事。英瓦很高兴，第二天星期六，在一位朋友家里卢图利来到他们中间。
回国的时候到了。在动身前，他见到了第一批招募的战士。他们是从南非偷渡出来到埃塞俄比亚接受军事训练的。曼德拉越境时很危险但没有出事，他又回到南非。一位印度人朋友把车停在漆黑的乡村路旁，等着曼德拉，一夜驱车几乎没有说话，取道偏僻的公路，最后到达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住在一位不明他身份的人家里，对面是警察局，他的同志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急于汇报，急于与温妮在一起，他日夜兼程。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能够从国外给温妮写信，现在两人又可以在朋友家相会了，然而见面的时间太短暂。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决定，还由于白人与黑人走向内战的警钟已经敲响。如果消除布尔人与英国人战争的伤痕需要半个多世纪的话，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种族之间内战的伤痕呢？
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后来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
我们——“民族之矛”一直寻求通过不流血、不发生民众冲突而取得解放，就象解放运动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唤醒每一个人，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引向灾难。我们希望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恢复理智，现在还为时不晚，在事情尚未发展到爆发内战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就更换政府并改变其政策……每个民族都会面临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种选择。我们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手段将会受到更大的摧毁性的压力。
但是我们认为，以为外部压力会使我们从内部对敌人斗争变得不重要，这样的幻想对我们会有致命的危险。在南非实行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础应在南非国内……在过去的10年中，非洲人民进行了许多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罢工、抗议游行、抵制和示威。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我们一再强调纪律、和平和非暴力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感到存在进行和平斗争的机会，并愿真诚地为争取和平变革而努力。其次我们不想让人民陷干这样一种境地，即成为南非警察乱开枪的现成靶子。但形势现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回答说没有，但他可能在一、两天内出庭。
在这次简短的会面后，英瓦把车开到德班的街上，曼德拉与他告别。
”。经严格挑选的少数人(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员)开始组织起来。
分手时，他们为未来互致热情美好的祝愿。下午晚些时候，英瓦驾车将曼德拉送回德班，他一路上并非没有紧张感，担心他的乘客在行驶速度缓慢的城市里被人认出来。安全抵达后曼德拉请英瓦帮个忙：带他见一下温妮在结核病所当护士的姐姐。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国资本和贸易，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吓跑外资”，并“使工业区的货物更难于按时抵达海港”。从长远考虑，国家经济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定会迫使选民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10月份之后，曼德拉过上了一点家庭生活。一个名为利里斯利夫的小农场出租给了“民族之矛”。这个农场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利沃尼亚，在附设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间很适合这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装后才敢外出。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换乘几次车到那里，温妮数月来第一次亲手为纳尔逊做饭，曼德拉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泽妮离去时带着这样的梦想：父亲住的这所凌乱的房子是他们的家。
注释：
至于对实际目标的破坏，重要设施都把守得很严。再者个人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并且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第二天早晨，温妮·曼德拉离开儿童福利会办公室，正走在去索韦托探访的路上，突然她丈夫的一位同志出现在她面前，看上去衣着不整很紧张，她立即感到有不祥之兆。她问道，是不是曼德拉受伤了？
他后来说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自由就是摆脱掉了“白人压迫，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警察的骚扰，羞辱和无礼”。他补充说，“在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和坦博乘飞机到伦敦，在那里见到了工党及自由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乔·格雷蒙德。他强调南非斗争的目标很多，他选择了武装斗争，但尊重卢图利致力于非暴力。每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必须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进行斗争。1962年6月17日是星期日，他休息了一天，游览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曼德拉被关押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
他解释说，他已宣布在转入地下活动后将不会离开南非。“我说话算数，并认为这样做很荣幸。但当我的组织接受邀请参加这次大会时，决定让我设法出来，向诸位非洲领导人——我们大陆有影响的人介绍南非形势的最新进展。”
英瓦回忆说，卢图利和曼德拉拥抱，就象领袖与司令员见面一样，两人对再次重逢分外高兴。曼德拉坦率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旅程情况。他谈到许多非洲领导人对非国大与白人和印度人结盟表示忧虑，实际上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者。正如英瓦回忆那次谈话一样，卢图利在坚持非国大立场上比曼德拉更坚定：人们必须理解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形成的、经大会确定的非国大政策。
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实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们必须使整个组织齐心协力，建立起大体与民族之矛计划设想一致的行动小组。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情况？如何才能确保机密？以往非洲人一直开展公开斗争，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机密视为胆小。对非洲人来说，往来于各地总是很困难，电话又被窃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相距数百英里的各个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呢？即使他们化了装，也有根据通行证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险。
传单宣布：“民族之矛”将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宣言继续写道：
的确，国际上对南非政策的谴责相当强烈，对南非政府实行有效制裁的动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积极倡议和通力协作下，南非被驱逐出英联邦。“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对南非的压力极大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并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南非国内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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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赞扬了与葡萄牙人镇压进行斗争的勇敢的莫桑比克人和安哥拉人，并接着说：
当曼德拉在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间公寓里小住时，房间的主人沃尔菲·科迪什发现曼德拉潜心研究关于战争的书：有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著作，还有里茨的《突击队》，读得最多的是克劳塞维茨，他在读经典著作时精力特别集中，许多章节下面都画着杠。问题出现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扫房间的祖鲁人解释，一个黑人作为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这里，白天从不出门？他们商定让科迪什告诉打扫房间的人，“大卫”是一位准备出国的学生，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前在公寓里准备功课。科迪什离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时，发现曼德拉正与那个祖鲁人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曼德拉很容易和佣人相处了，因为在另一家，厨师也非常喜欢为这位“大卫”跑腿。科迪什早上5点醒来，发现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径服正在房间里原地跑步。当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时，他每天早晨在室内锻炼2小时。
从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计划。曼德拉十分想念温妮和他的女儿们。令同志们惊奇的是，他会从不同的隐匿处溜出来去见她的妻子。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儿童福利会工作，经常探访郊区城镇的孩子，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乔装打扮虽不很地道却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曾装扮过擦窗户的清洁工、听差和司机。一次温妮的汽车有了毛病，她在办公室接到口信，让她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穿一身蓝工作服的高个男子上了她的车，请她从驾驶座位上让开，他驾车将温妮带到一个停车场，在那儿给她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开车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车停在站牌边，说声再见，走下车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起初温妮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地下活动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网还没有抓住他。但是他继续冒险简直是蛮干。11月份，他巡视纳塔尔和开普敦时险些出事：他穿戴着司机的外套和帽子，在约翰内斯堡街头等车，预定接他的车没能按时赶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过来，当那位警察盯着他的眼睛认出他来，他想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并没有停下来，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使眼色，以非国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星期日，曼德拉和塞西尔·威廉斯出发到约翰内斯堡。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的地方被3车警察截住。威廉斯后来说，警察似乎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搜捕哪个人，好象只得知车上可能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曼德拉就于1962年8月5日被捕。他转入地下活动共17个月。
然后他回到非洲。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陆军总司令布迈丁上校(后为总统)邀请他视察部队。正如曼德拉讲的，我看到“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精英，他们曾与法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他们的勇敢换来了他们国家的自由和幸福”。在阿尔及利亚，他选修了爆破、使用武器和迫击炮等课程，并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听讲座。他想在一旦需要时，能够而且已经准备好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经过半个世纪的公开斗争、搜捕和关押，警察已经给多数政治活跃分子(即使不是全体)建起令人生畏的档案。黑人警察几乎与白人警察一样多，全国到处都有告密的人。一个告密者可得130英镑赏金，“先报者重赏”，那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