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节选）

    2006年10月8日，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安倍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华。这也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把中国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温总理8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会谈。会谈期间，温总理首先对安倍晋三首相的来访表示欢迎，对他在对华关系上所显示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随后，温总理强调，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必须按照两国达成的共识，妥善处理靖国神社问题，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温总理借用中的“言必信，行必果”一语进一步指出，这是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有关“士”的问题时，孔子给出的关于“士”的界定之一。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利口巧辞”，富有外交才干，是孔门十哲中言语科（外交辞令）的代表。在孔子时代，语言训练的主要材料是，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子贡对的学习，曾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肯定：“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在中，有关孔门弟子言行的记载，子贡可谓翘楚，且其中许多言论被视为儒家代表性名言，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等。

    篇首所选文段内容是子贡在向孔子请教关于“士”的问题。按照子贡和孔子的问答，“士”在这里被分为三种等级：做事贵有廉耻之心，奉命出使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第一等的士；宗族中人称赞其孝顺父母，乡党邻里称赞其敬爱兄长，这是第二等的士；讲话一定守信，做事坚决果断，这是遇事不问青红皂白、固执己见的小人的行为，但也算得上次一等的士。

    从以上言谈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因为当子贡第三次“问士”时，孔子的回答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一种固执己见的小人行为。孔子把“小人”归为次一等的士，可见这里的“小人”并非如现代社会所常用的品格卑下之意，此处的“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普通人，或者说是指那些境界不高的人。在孔子看来，普通人只要做到了言行一致，也可以算得上是士了。

    在教学中，孔子善于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进行启发式教学，在篇首所引文段中，孔子正是针对子贡的才能与性格特征一步步启发他，希望他发扬自己的优势，有所作为，做一个合格的士人。那么，子贡可否被称为孔子所说的“士”呢？回答是肯定的。与孔子其他弟子相比，子贡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其在理财经商方面所具有的卓越天赋。子贡把儒家的“仁、义、忠、恕”等理念很好地贯彻到了经商之道中，因此被称为“儒商”的始祖。后世有“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子贡贤”的评价。子贡继承自儒家思想的坚持诚信、公义和社会责任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维持其商业活动的长远利益。而其“儒”与“商”的结合，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即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大力提倡要把商业才能和儒家精神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的精神。

    子贡对“士”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孔子声誉的维护上。不论生前还是身后，子贡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维护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儒家思想教义。听到叔孙武叔“子贡贤于仲尼”的言论，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子贡对孔子的维护，亦可见于下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论语·子张》）

    在现代人的意识中，“言必信，行必果”不再限于对“士”的界定，侧重点落脚在诚信问题上，具体指的是说话算数，办事果断，是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在与安倍晋三的会谈中，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话，含意是十分丰富的。安倍当选首相前后承诺改善亚洲外交，表示出访要首选亚洲国家。安倍访华时曾表示：对于日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自己深表反省，并且承诺，自己将严格遵守双方关于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促进日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共识，妥善处理历史的问题。但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温总理借用古人的这番话，是希望安倍晋三能够做到言行一致，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作出切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