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自成却时不我待，他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响了。正月初九，李自成派人给崇祯送来了战书，告诉崇祯一场决战已经呼之欲出了，时间就定在三月十日，地点则是北京城。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将在这个时间兵临城下。

    崇祯谨慎的乐观一下子烟消云散。

    三月十日。

    致命的三月十日。

    一个王朝的三月十日。

    如果从正月初十开始计算，那么大明王朝离这个生死攸关的时间点只有短短的六十天时间了。

    崇祯又开始感慨了。

    不能不感慨。

    不能不抓紧时间感慨。

    因为现在的情势之下，感慨也是感一次少一次了。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

    这是沉痛的感慨。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慨。

    这是最后的感慨。

    满朝文武又哭成一片，然后就是表决心，表忠心，哭着喊着要代帝出征。在众多真真假假的出征候选人中，崇祯的泪眼锁定在一个叫李建泰的阁臣上。这个李建泰是山西人，而现在李自成正在山西地面上攻城略地，李建泰为了保卫家乡应该不会磨洋工，并且李又是山西巨富，再联络几个有钱的山西商人，军饷应该不成问题。

    就他吧。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大明只有一个李建泰。最后的李建泰。

    出征仪式搞得那叫一个隆重，摆了十九桌。文臣九桌，武臣九桌，居中的一桌是御席。所有官员喝酒一律用金杯，他奶奶的，金杯也是用一次少一次了，总不能都留给李自成用吧。崇祯亲自为李建泰倒酒，连干三杯，还和蔼可亲地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搞得李建泰边喝酒边眼泪哗哗的，哗哗的眼泪掉进酒里，酒就成了注水酒，没什么味道了。但此时的李建泰心情复杂，根本无心去品尝什么味道。一个王朝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他都快被压垮了。

    李建泰出发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午门外一直排到正阳门外。崇祯扶栏目送良久，直到李建泰越走越远走成了一只小蚂蚁，他才惆怅地回宫。

    但是李建泰出征后却没有给崇祯带来好消息，他一路走得很不顺，各地方长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李建泰的部队缺兵少饷，害怕他到山西地面来征兵征饷，纷纷拒绝他进城，搞得他带着人马在荒郊野地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那叫一个又饿又渴。正月二十九，他的人马走到了广宗县城，实在走不到了，要进城补充一下给养，结果一个小小的广宗县令竟也敢阻止他进城，搞得他火起，发兵攻打了广宗县衙门，取得了他出征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接下来就是失败了。三月初五，和农民军交手，他兵败于真定，只好“战略撤退”到保定城，结果农民军猛烈攻城，李建泰在千钧一发之际想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格言，毅然选择投降。这之后前程似锦，先后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大清政府的内院大学士（再一次“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结果）。崇祯知道这一切后，再一次感觉自己所用非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时代，有人用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早已不听招呼，紫禁城里又有多少肯为他效忠的人呢？

    誓死效忠是一句很响亮的口号。

    但仅仅是口号。仅此而已。

    在崇祯再一次陷入迷茫之际，左中允李明睿献上一计：迁都，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进取。

    崇祯当然明白，以图进取是鬼话，和李自成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则是目的。

    如果迁都事成，那就等于把大明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他人。

    这个，祖宗接受得了吗？

    广大的干部群众接受得了吗？

    特别是，作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我崇祯能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

    崇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李明睿从大年初三开始就不断地给崇祯洗脑，希望他面对现实，冷静选择，毅然迁都，以图进取。但崇祯一直在拖——直到李建泰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之后，他才把迁都摆上了议事日程。内阁开始讨论李明睿的提议，内阁首辅陈演深沉地爱着他的祖国，反对迁都，但是胆子有点小，不敢直接出来和崇祯对着干，而是暗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反对，这光时亨也是不怕死，上疏称南迁之议是“邪说”，要求“斩明睿以安人心”。李明睿当然不服，和他打起了口水战，一时间朝廷主迁派和反迁派立场鲜明，誓不两立。

    崇祯当然明白，光时亨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反迁派领袖、内阁首辅陈演。崇祯对陈演的不合作精神那是相当恼火。他奶奶的就你爱国，我崇祯不爱国？这个国还是我崇祯的呢！你以为我愿意迁啊，这不没办法吗？局势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能是暂时南迁再作打算。你倒好，堂堂一个内阁首辅，这么不明事理，非要逼得我罢你不成？还好，崇祯的罢免令还没下，陈演就主动辞职了——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内阁首辅或者过劳死或者被冤死，我不做还不成吗！陈演挥一挥衣袖，和一个王朝悄然道别。

    陈演走了，崇祯的烦恼却依然存在。继任首辅魏藻德竟然和陈演一样，也采用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来对待南迁，这让崇祯体会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知音难觅。知音难觅啊。这年头，找个肯一起迁都的知音都这么难，看来世道真的变了——难道我大明的官员，一夜之间出了这么多爱国者。

    皇后周氏的一番话让崇祯终于明白什么是大明的爱国者：反对南迁的大部分是北方官员，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且大都在北京置下千万家产，这一南迁，什么都没了。另外也有一部分官员对局势的发展还抱有幻想，认为李自成终究不可能攻下北京城，因此反对南迁。

    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崇祯对老婆周氏不禁肃然起敬，但有一个问题他还是不明白，一向深居内宫的妇道人家，为什么对这一切看得这么透呢？

    因为人心都是一样。都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臣妾是南方人，思迁，思归；而那些反对者是北方人，思稳，思留。人心都是一样的。皇上。

    那我该站在什么立场考虑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我崇祯的立场吗？

    崇祯苦恼了。

    南迁之议最终不了了之。

    崇祯明白，也只能不了了之。因为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即便他下死命令走人，跟在屁股后面的又会有几个人呢？大部分官员会以爱国的名义留下来在京城看管他们的钱财和不动产，不会跟他崇祯走。

    这就是崇祯十七年的现实。

    冷冰冰的现实。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同理啊。

    都迁不成，崇祯只能另想办法。为了守住北京，他提出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建议，供百官们讨论。

    百官们糊涂了。这还用讨论吗？调不调人不是你皇上一句话的事吗？为什么要讨论？

    崇祯阴着脸不说话，百官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他奶奶的哪是小事啊，这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啊！吴三桂一旦入关，那就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以外的大片国土。不战而弃国土，这样的“罪责”谁敢担当？

    皇上也不敢担当，所以要讨论。

    讨论就是表态。

    表态就有立场。

    有立场就有是非。

    官员们谁都不想惹是非。

    兵部尚书张绪彦说，吴三桂调不调回来，要看放不放弃宁远，而这一切全都取决于皇上。其他官员也连声称是。

    崇祯干笑两声，心里恼怒异常：呵呵，把球又踢回来了，你们这些鸟人，好处都是要的，责任都不当，凭什么要我一个人独断，最后让我担一个昏君的罪名？！凭什么？

    但是形势比人强，就在崇祯和百官们在玩太极推手之时，太原陷落。这下崇祯急了，他不理百官，而是直接找了吴三桂的老爸吴襄，想听听他的意见。

    吴襄当然明白崇祯一直在找替死鬼。百官们不愿当替死鬼，他吴襄当然也不愿意。在他和崇祯深入的探讨过程当中，他列举了一个现实难题让崇祯知难而退：要宁远守兵退回关内不是不可以，但是代价昂贵。这些兵爷差不多每人在关外都有价值几百两银子的庄田，你现在叫他们舍弃不要匆忙人关，朝廷拿什么田地赔偿他们，如果朝廷打马虎眼不认这笔账，他们怎么会为朝廷卖命呢？还有，现在朝廷还欠他们十四个月的兵饷，要不是我儿三桂在那里着力弹压，说不定早就反了。这时如果入关，朝廷是准备清欠他们的兵饷吗？还有关外的六百万老百姓，他们也要随同入关，怎么安置，安置银从哪里出？皇上都想好了吗？

    崇祯一听头都大了，这么多问题他是没想到的，遇到问题绕着走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事不妨先拖一拖。当然崇祯也考虑到了“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这一回他却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严重到他直接冲撞了红线。因为李自成再也不给他机会了。

    最后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