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和尚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早 本章:外来的和尚

    饿着肚子闹革命

    安庆有家客栈,坐北朝南,大门遥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饭点走进去,看见人头涌涌,客来客往。但没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伙计!点菜!”老半天才有个人远远地说:“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后面看看有没有空房。吃饭请到外面街上,本店不开伙好些时了。”可不是?满店的客商,没有一个吃饭的,只管走来走去,大声小声谈话。

    这家客栈,名唤萍萃楼。大家知道武昌黄土坡的同兴酒馆,是共进会的据点,专门吸收新军弟兄入会,才造成了武昌事变。萍萃楼的资格,却比同兴酒馆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变之后,本来就十分兴旺的萍萃楼更加热闹非凡,门庭若市,说着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就关起门来开会。

    别家客栈的老板、掌柜,通常是坐在柜台里,一边算帐,一边瞄着店面,伙计有没有偷懒,客人有没有伺候不周。萍萃楼的老板毕少斋,日里也坐在柜台里,但无所事事,除去与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进来,他才不免用寿县话低声抱怨几声:“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再不动,我这家店要关张了!”

    不明就里的人未免奇怪:这么好的生意头,哪能关张?不过听话的人当然知道底细,总是笑笑:毕老板莫急,快了!快了!

    它从宣统元年开市,大约办了两年多,一二十个房间,既设住宿,又包三餐,只要两角钱。从开张那日起,就称得上客似云来,但月月都在蚀本。为只为有太多的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占着房间,每日吃喝,偶有新来的伙计不晓事,提起要帐的话头,他们总是点点头:“挂帐!”伙计回头看柜台里的东家,东家也在点头,那还有什么话说?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时候,或者还会走到柜台前,将手一拱,东家居然就乖乖地从钱匣里摸出两串三串铜钱递上。这样豪燥的开店法,便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统三年的夏末秋初,店里连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奇怪的是,萍萃楼并未关张,每日大门敞开,也照样客似云来。毕老板照旧坐在柜台里,无事可管,无帐可记。老主顾们依然每日回来住店,每日出去办事,有时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饭这一项要务,店堂里不免烟冷灶凉。但人气依然很旺,老板饿着肚子开店,主顾们饿着肚子住店,伙计也几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铺盖,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着了九月九日,萍萃楼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门板。店堂里坐满了人,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各处的代表。主持的是个合肥人,叫吴春阳。身边站着个江苏口音的黑脸小个子,许多人认得他是在安庆办读书会的韩衍。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1907年徐锡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举义,那炮声枪声厮杀声,还回响在一班市民的耳边。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而前两场起义,皖中军事精英损折亦巨。吴春阳与韩衍也知道光靠新军的力量不济事,武昌事变后,便多方联络安徽巡抚朱家宝倚畀备至的巡防营与抚署卫队,希望里应外合。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场起义还是失败了——可惜了毕老板枵腹开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领导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抚向南京请求的五营江防军已经抵达。

    不过局势变化很快,几日后传来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的消息,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而省内,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

    摆在巡抚朱家宝面前的路,无非是学湖北瑞澂那样逃亡,或像江苏程德全那样独立,再不,就是山西陆钟琦的下场,死。

    借兵

    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浔军都督马毓宝倒很痛快,当即派出一个叫黄焕章的旅长,率二千浔军入皖。吴春阳先走一步,到了安庆,芜湖急电,要他去主持起义。吴春阳认为安庆有王天培主持,浔军相助,当可无事,芜湖为进攻南京必由之地,要尽快光复方好,就丢下安庆赶往芜湖。

    芜湖事并不难办,但芜湖方下,吴春阳就收到安庆急电:黄焕章围都督府,劫军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库,全城糜烂。

    浔军到来确有效力,张勋的江防五营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应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俗谚,黄焕章不肯驻在安庆城外,强占安庆师范学堂,并向谘议局索饷一万元。议长说,一时间凑不齐这笔钱,先发二千五百元,再行筹饷。黄焕章部不同意,立即哗变,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会匪”组成的浔军哗变,不仅赶跑了都督朱家宝,黄焕章自称总司令,而且两天之内,“城内殷实富户,悉被搜劫,无一幸免,公私损失三百万”。

    待得吴春阳11月18日赶回安庆,城中已是一片乱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惧,不亚于当年长毛入城。合肥人吴春阳“愤极”,因为是他出面请来的这帮畜生!他直接去黄焕章的司令部,要面责黄焕章,身边的人都拉他,说黄焕章狼子野心,岂可轻入虎穴?吴春阳愤然回答:“黄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安徽素称多志士,今事至此,就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吗?”

    吴春阳返回安庆时,芜湖军政分府表示愿意派兵相从,但吴认为两军交战,更增人民苦难,决意只身面斥黄焕章。黄焕章也确实被吴春阳拿言语拘住了,又顾忌吴会向江西马毓宝控诉,当面答应退还军械、库银和商民财产。吴春阳满意而退。但小人反复无常,吴次日再往,迎接他的是七颗子弹。

    吴春阳也料到了这种结局。他头天晚上写信通知安庆城内各同志,要他们撤出城去,以免被一网打尽,又构思了一首绝命诗,一时心乱,也没有终篇。第二天就遇难了,同死的还有一位自愿护送的侠士毕大怀。

    吴春阳之死震动全皖,散落在各处的新军士兵自发集结起来,要回安庆为吴春阳报仇。同时安庆士绅的请愿信也递往九江。此事不仅让皖赣两省势同水火,还间接伤了湖北黎元洪的面子,马毓宝也不敢大意,派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收拾残局。李烈钧跑来当了几天临时的安徽都督,将黄焕章部送回江西后,自己也声称要去武昌助战,弃位而去。

    都督虚位,安庆党人与士绅自发地组织了“临时省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同时上海中国革命同盟会本部,也选任孙毓筠为皖军都督,还有寿县的淮上军、庐州军政分府、芜湖军政分府,也一致拥护。孙毓筠何以受此拥戴?他革命是老资格,又出身安徽世族,各方面都能接受。

    孙毓筠此时刚刚被光复南京的江浙联军,从两江总督衙门里放出来,到了上海。安徽迎接的专使一到,他就启程回皖,途中不免有些险阻,但末了还是来到安庆履任。从上海出发前,他写信给一位杭州的好友,请他务必回安徽来帮忙,因为孙毓筠自己,就是1905年被此人引入革命之路的。

    收信人是陆军小学堂的陈仲甫,那时还没有人叫他陈独秀。

    “皖人治皖”

    陈独秀到了安庆后,据说是担任了都督府秘书长,但民国政府的备案中,他只是“秘书”。都督府秘书科上书大总统孙文,要求保护刘光汉(刘师培),陈独秀的签名“陈仲”列于第五位,不太像是掌事权的人。

    陈独秀在孙毓筠手下的时间也不长。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据当时安徽都督府掌管文书及收发的科长张啸岑回忆,陈独秀“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这样的秘书不好用,用不好,是很自然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1905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岳王会”的柏文蔚,要与孙毓筠争做都督。陈独秀会站在谁的一边?论关系交情,自然是柏文蔚更深,否则柏当上都督后也不会请陈独秀正式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但陈独秀是孙毓筠请回安庆,背之亦为不义。陈独秀没在都督府呆多久,就辞职去办安徽高等学校,我怀疑跟他在孙柏之争中难以自处有关。

    柏文蔚也有难言的苦衷。岳王会解散后,他去南京入伍,曾做到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武昌事变后,柏文蔚从奉天南下,策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起义,攻打南京,立下大功,被任为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本不必回安徽与孙毓筠争这个都督。

    怎奈南北议和,终于告成。北伐梦想成为泡影,柏文蔚驻军浦口,位置十分尴尬。盖因此时张謇等人,实在难以容忍江苏境内驻扎着安徽浙江等多省部队,提出“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口号,客军难于存身。正好此时黄兴命柏文蔚率军护送孙毓筠回皖,清除地方势力。柏文蔚自觉论革命资历,论掌握实力,他都远在孙毓筠之上,动动都督的心思,很正常。

    柏文蔚自己的回忆录里,将这一场争夺写得十分堂皇:孙毓筠不断请柏入皖,甚至说出“病在垂危,二子托孤”之语,柏文蔚推却不过,来到安庆,发现孙在骗他。柏文蔚说,孙毓筠的用意,是想请他代理安徽都督,孙自己可以乘机入京,与袁世凯接洽,“另谋其他之出路”。孙毓筠是如此渴望进京,以致不等柏文蔚同意,便致电北京,请袁世凯任柏文蔚为代理皖督,进一步更“运动皖省商民纷来浦口请求回皖主持皖事,代理都督”,于是柏“不得已从之”,后来柏文蔚还几次辞职,要把都督还给孙毓筠。(《烈武先生革命谈话》)

    柏文蔚进行这段回忆谈话时,洪宪复辟早已结束,孙毓筠作为“筹安会六君子”早已臭名昭著,所以柏文蔚怎么说孙与袁世凯勾结也没关系。试想袁世凯能给孙毓筠什么样的“出路”,比做本省的都督更有吸引力?筹安会成员中的老革命党,如胡瑛,如李燮和,哪个不是被本地同志排挤得无处容身,才去北京投靠老袁的?

    因此另一种说法可能更靠谱:柏文蔚一面放出风声,扬言孙毓筠吸食鸦片,白天不办公,不见客,一面又秘密求黄兴转请孙大总统派他为安徽都督。孙文回答说,柏文蔚、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

    于是柏文蔚仿张謇故智,提出一个口号叫“皖人治皖”——奇怪,孙毓筠也是安徽人,还是望族,他当都督难道不是皖人治皖?这里有个说道。柏文蔚对人说,孙毓筠只是刘阿斗,真正的诸葛亮是韩衍,都督府实权握于韩衍之手,这个人是江苏人,怎么能够治理安徽?孙毓筠任用外人,因此不配做安徽都督。

    一时间,安庆城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江苏人身上。

    奇士韩衍

    韩衍光复前在安庆城中便颇有名气,他四十多岁,以乞丐身份出现,“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这付尊容在安庆丐帮中倒不算特殊,不过他带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老婆林红叶,不免引得旁人侧目。

    光复前,这对夫妇就在萍萃楼摆书摊,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自办一份《安徽通俗公报》。光复后,他们搬到同安岑街,韩衍此时开始张扬起来,红漆了大门,自题门额为“红叶诗馆”,两旁的对联写着“盘古第二,乞丐无双”。

    于是韩衍夫妇的秘闻渐渐被传播出来。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自幼家贫,立志向上,考入江南高等学堂,因为闹学潮被开除。那时南通张謇正在江苏,颇为赏识,收入门下,后来又介绍韩衍入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此时大约韩已经是同盟会员。

    关于他为何脱离北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韩衍在保路运动中,反对袁世凯派兵南下弹压沪杭甬铁路风潮,上书朝廷,攻讦袁“植势力于东南,居心叵测”。韩衍知道此举定会触怒老袁,上书后立即出走,经过直隶总督杨士骧转荐,到安徽巡抚冯煦幕中,继续当文案。

    另一种说法则刺激得多。据说韩衍的文采,袁世凯也很赏识,令其教公馆里的使女识字,韩衍乘机拉拢了一名使女,要她注意偷听袁世凯的日常机密,尤其与革命党相关者。后来孙毓筠在南京密谋革命被捕,案子里涉及到韩衍,两江总督端方密电袁世凯询问。韩衍与使女知道事败,便学那李靖红拂故事,结伴逃往日本。韩衍给使女起名红叶,两人结缡。这年韩衍四十二岁,红叶廿四岁。

    韩衍在光复前,以舆论家著称,主持《安徽通俗公报》,继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之后,一面宣传革命,开启民智,一面揭发政治黑幕,批判官吏弄权,尤其是反对出卖铜官山矿权给洋人,颇遭人忌,居然导致韩衍遇刺,身中五刀,却没有死。

    他的政治才干表现在浔军之乱后,彼时朱家宝已出走,吴春阳死难,李烈钧也不肯接这个乱局,安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韩衍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由前军政府的军政、民政、财政三部合成,韩衍出任秘书长,成为事实上的安徽都督。韩衍在机构发起文中说:“一线共和,萌芽于此,至以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同人等不忍为也。虚此一席,以待完全会议成立,再行推举贤能,适合共和性质,如渝此盟及其他之丝毫图利者,我四万万人共诛殛之。”

    待得孙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韩衍。陈独秀虽是孙毓筠旧友,恐怕在都督府中还没有韩衍得势。这时韩衍又发起创办了一张《安徽船日报》,有人说韩自任社长,陈独秀是总编辑,如是实情,两人关系当还不错。然而也有人,如张啸岑,说陈独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韩衍。

    当时安庆说韩衍坏话的大有人在,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他操纵都督,揽权自为,“说好可称他为‘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这种处境难免让人心中悲凉,韩衍创办的《安徽船》今日已无存,我们只知道他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赠报社同志的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茅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而韩衍最天才,也是最为人忌的事业,不是办报,而是组织青年军。

    韩衍身历安徽光复全过程,目睹同志吴春阳的惨死,他当然看出问题的症结何在: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从武昌到上海,从滦州到通州,革命党人一直在尝试“运动”新军起事,或收编会党,但这些军队没有精神上的指引,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很容易溃败,很容易离散,也很容易腐化。

    张謇与袁世凯对韩衍的赏识,并不是对一个诗才甚好的文学青年的赏识,他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大时代的奇才。他果然是。

    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与尚志学堂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他不要新军,也不要会党,更不要专意吃粮的兵油子,这一点他倒是与对手柏文蔚心意相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青年军初创时有七八百人,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军监一人。三大队之上,设总队长和总军监各一人。

    军监是什么?听上去很像古代的监军,其实军监“掌理军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也就是后来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委员那个角色。

    韩衍自任总军监,三个大队的军监,都是为时论所重的文化人,如易白沙。

    青年军的军旗,既不是铁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红底上缀一大大的黄色“人”字,以示军队奉行人道主义。

    韩衍每星期向全体队员讲话两次,并著有《青年军讲义》十四讲,每人一册。每个学员入伍时要填志愿书,要求服从纪律,立志献身革命。

    韩衍对青年军的训话里,反复说到“志士未尝不用钱,但是志士的钱要大家用,志士未尝不吃饭,但是志士的饭要大家吃”,青年军中从上到下,每人每月八块大洋的津贴,“吃饭是上下一样,并且要轮流挑水、买菜,有时还要集体劳动,做一些打柴、修路工作”。

    韩衍还专门为青年军办了一份刊物叫《血报》,发刊词说:“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溅是非。”

    可以说,韩衍打造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装备不可谓不精良,但说到理念推行,不外是“效忠皇上,报效大帅”的旧伦理。对于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士兵,这种价值观远不足让他效命沙场,进而实现人生意义。

    这支青年军直接隶属都督孙毓筠。可惜,韩衍没能看到及锋而试的一天。

    民国元年二月,孙柏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柏文蔚既然高调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语罕等人牵头,一群名流“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醒民戏院召开“欢迎韩衍入籍大会”。

    成了安徽人的韩衍,在《安徽船》上连续撰文,大骂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抢夺地盘,一心升官发财。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发电报,与韩衍互相攻击。(我猜柏文蔚麾下那些笔杆子,定然骂不过韩衍。)几天下来,韩衍将来往电稿,编成《五日交涉记》,印成小册子向外散发。这带有法国大革命色彩的手段彻底激怒了柏文蔚。他认识到自己虽有兵权,但孙毓筠有韩衍,韩衍有《安徽船》与青年军,争夺都督将成画饼。

    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红叶诗馆”附近刺杀了韩衍。果然,孙毓筠失去韩衍,再无力与柏文蔚一争雄长,只好让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后,立即停办《安徽船》,解散青年军,还当众焚毁了“人字旗”。然而,最后几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中云:“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此文的执笔者,有人说便是将任都督府秘书长、据说不太瞧得起韩衍的陈独秀。

    非常时代,死人很寻常,纵然是韩衍这样有过大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凯任用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攻占安庆,谁还记得这个破衣烂裳满面胡须的小个子江苏人?或许被解散的青年军学员手里,还遗留着他亲撰的《青年军讲义》,上面写着“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义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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