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法与无天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中天 本章:三、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 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秦时任商鞍,法令如牛毛。秦法既多,又很详尽。立法严,执法也严。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鞍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作法自毙"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晒???笑。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可以叫做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间题在于由谁立法、为谁立法、如何立法。在秦王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里,立法权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法律和纪律、规定、命令一样,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统治者可以运用其颁布的法律迫使所有人和所有机构就范,自己却超然于法律之上。一旦发现所颁之法于己不利,便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立法权任意修改,以达到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目的。这其实是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是立法越多,离法治越远。即便法制高度完备,也不是法治的国家。因此,我主张将其称为"律治",以免与"法治"相混淆。

    与律治社会和律治国家不同,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立法者一定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全民约法并不一定是法治,也可能是多数人的专政。但如无全民约法,则绝无法治可言。因为法治不但要求有法可依、依法治国,而且要求所依之法合法,即要求这些法律能够体现人类的普世原则,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保护人类共同维护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这样的法律,只能是全民约法的结果。事实上,在法治社会看来,任何立法者都只不过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因此,法律体现的只能是委托人的自由意志,而不能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相反,为了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法治还要求限制和分散政府的权力,以免任何政权以任何名义实行专制。显然,尽管约法不即等于法治,法治的前提却必须是约法。

    约法的前提是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时,全民公约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无共同约定,大家都自行其是,社会就无从组织,最后必然是每个人的人格和意志都不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这是社会必须约法的原因。约法既然出于保护个人生命权益,尊重个人意志人格的目的,它当然也就只能在社会成员都是单独的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时,才有可能。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邦国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承认仅属个人的私有财产。孟子有云:"无恒产者无恒心。"(《 孟子·滕文公上》 )同理,无私产者无私心。没有个人财产,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试想,没有经济的独立,哪有人身的独立?没有人身的独立,又哪有人格的独立?也就只有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意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为什么能成为妻之纲?就因为妻没有经济的独立。她那点微不足道的"私房钱",根本就不足以使她成为人格独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丈夫的附庸。丈夫在分家之前也没有经济的独立。他必须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为子纲"。父家长在经济上同样并不真正独立,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这"王土"之上的"王臣",他又必须依附于皇帝。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的人格是独立的,尽管他非常希望如此,甚至不惜自称"孤寡"。然而,如果天下之人均无独立人格,皇帝这个"联",这个"余一人",也不会真正有人格的独立。实际上,由于家庭财产和国有资产同样产权不清,皇帝作为"一国之父",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都没有纯属个人的财产,因此也都没有独立人格。

    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自我意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唯我独尊(如皇帝),把自由意志理解为随心所欲(如侠客),甚至胡作非为(如恶霸),恰恰证明我们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也不知道自我意识为何物。

    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

    这就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真实愿望)、不要什么(自由选择)、能干什么(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因此,自由意志只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什么是"自我意识"?它不仅是知道自己是谁(通过思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是能把自己看作别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比方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把自己放到对面,当作别人来看。人能够照镜子而动物不能,就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甚至是不用照镜子,也能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但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首先就要有一个"自我",即独立人格。产权不清、公私不分的传统中国人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他也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造反不一定就是颠覆政权反抗政府。只要是反抗过去的被依附者(比如父母和丈夫),就可以称之为"造反"。事实上每当子女或妻妾不听话,不顺从,甚至反唇相讥时,做父母或丈夫的都会暴跳如雷地说"反了反了",可见"造反"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将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使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专政者变成被专政者。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也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 ,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暴乱即无法。暴乱只能使社会进人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人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的"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 灵之舞》 )。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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