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早点回去呀……我是干过坏事的，战争是坏事，这些我都明白了。现在，谁也不能再容忍发动战争了，谁也不能再容忍旧社会的存在了。那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回去呢……”

    “我已经50多岁，不能干活儿，没有用了，趁我还健康，让我回去吧。不然，我连教育孩子的机会都没了……”

    我忘掉自己是犯了大罪的战争罪犯，心里总想着要回家的事。那是1954年4月的事情。

    “我能平安地回家么？”不管怎样，也要活到那一天啊！为我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妻子。想必她这时正过着凄惨的日子呢。

    10年来，不管是在乌拉尔山区，还是在中亚细亚高原上，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妻子。今天，家里突然来信了，我由于高兴和不安，全身好像都颤抖起来了。

    “但愿全家人都好”我一边在心里祈祷着，一边撕开信封口，着急地翻动着那十来页信纸，寻找写信人的姓名。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都给我写信了，证明他们都活着。可是，妻子和二女儿的信，我睁大眼睛找了两三遍也没找到。

    “怎么回事呢？或许？”我一边努力打消不吉利的念头，一边提心吊胆地拿起了大儿子的信。

    “爸爸！我妈妈于1947年1月14日在离开大连回国途中，扔下了我们兄弟四人，嘴里叫着爸爸和我们的名字，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上学念书，现在在给一个木匠当学徒。我们现在只剩下爸爸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回来呀！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啦！”

    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一页接一页地读着孩子们那充满悲痛心情的、写得很详细的信，我的嗓子都干得好像要破裂似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暗。一切希望和祝愿，都落空了。我勉强支撑着失去气力的身体，就好像一个人在那荒凉的原野上寂寞地徘徊一样。

    “善于珍重自己的人，是不会为这些事情失掉理智的这样太过分了！”我一边提醒着自己，一边在大家面前竭力保持着平静。可是，我的胸部好像被火烧着了似地，疼痛得简直无法忍受。

    当天夜里，我用被子蒙上脑袋，一直哭到天亮，整夜想着妻子的事情。

    “爸爸，请宽恕我们吧！我妈妈她……”我想像着妻子的尸体被扔进大海，抛下的孩子们在陌生人的脚下哭号着爬来爬去的情景；想像着抱住妈妈遗体，呼唤着父母的名字，哭得死去活来的四个孩子的样子；想像着妻子带着不知东西南北的孩子在旅途中病倒后的无限苦恼的面孔。

    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新生的人，我多么盼望着，能够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承认妇女权利与自由的美好家庭生活呀！你呀，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啊！我每天晚上一想起这些，就不禁一阵悲叹：“还不是因为战争！让我这样冥思苦想”

    第三天的黎明时分，我痛苦得简直像要发疯了一样。这些痛苦，怎么想怎么是战争给我带来的！此外没有别的原因！我要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我首先要咒骂这场战争及发动战争的罪人。

    “今天又有650人的骨灰送回日本去了，当妈妈的心情能怎么样呢？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失去丈夫的妻子们的心情又能怎么样呢？

    “混蛋！你这么想的话，战争能胜利吗？在日本，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回想起当年在码头上为战死者的骨灰送行时，我曾经这样斥责过妻子。

    “是啊！谁没有父亲、丈夫和宝贝儿子？我所杀死的中国爱国者，被日军杀死的1200万中国爱国者的亲属们，该是多么深刻而强烈地悲愤哪！而我，现在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是为了失去建筑在中国人民血汗基础上的生活而哀叹，我是为了失去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幸福’而哭泣，这有多么卑鄙呀！”

    我这样一幕一幕地回忆着过去的生活，越想越感到自己罪恶的严重。

    1942年2月，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到处都洋溢着新春的愉快气氛。当时，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第18集团军山东纵队的战斗力，我受上级命令，派“警部补”下松把山东省蓬莱县大钦岛的张乐尧、萧本忠二人抓来。

    抓人的借口是说他们给山东省胶东军区的八路军运送物资。我亲自拷问了张乐尧：“喂！你是受八路军派遣，到这儿来买东西吧？”

    “不，我是把岛上捕的鱼带到这儿换点过年的东西。”

    “别撒谎！”

    “不是撒谎！我是大钦岛的渔民哪！”

    “顽固的家伙！你的嘴不说出来，我让你的身子说出来！把他的衣服脱光，给我打！”我命令部下道。

    他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身上的古铜色肌肉上面，响起了啪嚓啪嚓的声音，连续地打了几十鞭子。那鞭痕，一开始是白色的，眼看着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紫红色的。就这样，他还是一言不发。

    第二天，我想再去拷问他，就到拘留所去了。

    “张乐尧内出血很厉害，发烧了。从昨晚开始，就没吃饭，一个劲儿哼哼”

    “什么？内出血发烧了！？这些事你都关心，你还能当看守吗！玉米面窝头和咸萝卜条都不想吃了。这是装病！往他脑袋上浇一桶凉水，他的病就好了”我这样申斥看守。

    “哎哟！哎哟！”好像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可怕的呻吟声。我尽量放轻了脚步，走进拘留所。那里的每一间牢房，都关押着被我们这些从外国闯入中国的侵略者抓来的无辜的善良的老百姓。

    我在监狱的昏暗角落里找到了那个浑身都红肿起来的、坐也不能坐、睡也不能睡、勉强躺在那里的“犯人”怒吼了一声：“张乐尧！你出来！”

    当时，在他旁边坐着的十来个人，一下子都转过身来，十来双眼睛一齐盯住了我，眼里冒着仇恨与哀怨的光芒。这每一双眼睛，都仿佛在诉说着对母亲的缅怀、对妻子的思念，都好像包含着惊恐与凄婉。

    “转过脸去！”我忍不住大声怒吼了一句。

    从那天起的第三天早晨，正是我值班。在外事科的门口，有个15岁上下的女孩提着包，低着头来找我。

    “到那边去！”我用下巴颏往长走廊里一耸，呵斥道。又过了10分钟，那个女孩再次出现在我的桌子前边。

    “我是张乐尧的闺女。因为我父亲没回家，我特意一个人从岛上来到这里。让我和爸爸见一见面吧！”

    我惊呆了。从那个岛上，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一边想，一边打量着那个女孩。她穿一件短小的茶色上衣，看来像是两年前做的。这件小衣服紧紧箍在她正在发育的身上，手腕从袖口露出了二寸多长，显得冷飕飕的。头上的刘海儿特意留得很长，把美丽的双眉都盖上了。再往下，就是两个铃档一样的闪着恐惧目光的眼睛和黑黑的长睫毛。

    “我不认识你父亲！去找别的警察吧！回去！”

    “不！就在这间牢房里。我花了10天功夫，别处都去过了，都没有。我爸爸不是坏人，让我们见见面吧！我求你了。让我们见见面吧，我求你了！”

    “混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喂！把她拉出去！”一个彪形大汉走过来，一下子就抓住了少女的衣襟。

    这时，女孩的眼里流下了大颗的泪珠，扑拉扑拉地掉到那大汉的手背上了。

    “真脏！”那大汉叫了一声，便举起大手，向女孩失掉了血色的圆脸打去。女孩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可她马上又在很脏的地上坐起来，充满了泪水的眼睛盯着我，连嘴唇都在颤抖。

    “我爸爸不是坏人！不让我见面，那就把这东西交给他吧！”说完，把小包用两手捧着想递给我。

    “别磨蹭！快把她拉走！”与此同时，女孩递过来的小包，一下子飞到走廊上去了。然后，女孩被揪住头发，整个身子在地上拖着。

    她拚命地喊道：“我求你了，让我爸爸早点回家吧！”她边哭边喊道。可是，光这样哭喊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仅践踏了这可怜少女的美好的心灵，而且，我还杀害了她的父亲。

    “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一到春节，我就穿上爸爸买来的好衣裳，插上带花的簪子”这个女孩说不定心里还在这样描绘着欢乐的春节呢！

    腊月三十已过，春节已经到来，可是爸爸还没回来……

    那是每天伫立在岸边望着大海上的船只，等待着父亲的女儿的心哪！

    那是一心一意盼望父亲，听着海潮的呼啸声和摇橹声，看着海面上的帆船，在海边上奔跑着的可爱的少女的身影啊。

    为了寻找离家不归的父亲，那个年仅15岁的孱弱的少女，孤身一人荡着小舟，在浩瀚的黄海上破浪而进，来到举目无亲的大连，在街上徘徊了十几天，好不容易来到我的桌前。而我，竟粉碎了这个少女的纯情，夺走了她长期向往着的幸福。

    现在，那个脑海里浮现着父亲的面容，一日复一日地站在大海边等待父亲归来的少女，一定是望着大海彼岸被暮霭笼罩的大连的天空，在无限地感伤呢！现在，也许在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我这魔鬼一般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对我的憎恨与诅咒，正伫立在寒冷的潮风中，把又红又肿的手伸进冰凉的海水里去拾牡蛎呢！而我坐在暖气烧得热烘烘的房间里，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正在吃着中国风味的牡蛎火锅吗！

    “请爸爸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回来呀！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啦！”

    听到我的失去母爱的孩子们的呼声时，我应当怎样对待那个少女才好呢？被我杀害了的那么多人的家属，我又怎么能够把他们永远回不来的亲人还给他们呢？

    想到这些，我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可是，我还活着，还接受了作为被害者的中国人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自由地活着。

    1952年6月6日晚，我突然因为着了凉，身体不太舒服。床还没铺好，我就悄悄地躺到床上了。连周围的伙伴都没发觉，工作人员却马上走过来，对我说：“怎么啦？不舒服吗？你快休息吧！”

    不一会儿，医务室的医生就来了，给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验了血，就给我开了两针注射剂。打完一针盘尼西林之后，我想起了过去的这些事，心里觉得真是实在惭愧。后来，工作人员又几次来问长问短。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额上有一只手在抚摸，睁开眼睛一看，是医生和工作人员一起站在床头。他们在给我检查病情，还打了一针。我第三次睁开眼睛时，又是同样的情形。

    “为什么对于犯了重罪的我，彻夜不眠地进行看护呢”我心里无限感激地这样想。不仅如此，我的胃癌，由于采用了一种特殊疗法而被治好了。我还镶了16颗牙，配上了眼镜。

    1955年8月6日，我因为牙痛，经医生诊断之后，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

    第二天，完全没想到，医生一大早就来看我：“怎么样？还疼吗！”“今天是星期日，可您还不休息”

    我心中十分感激，马上坐了起来。

    “躺着吧如果不疼了的话啊，已经消肿了！”他高兴地说。当天，他又来了两回，每次都给我打了针。

    “今天是星期日，谁家里没有一堆事情啊！为了一个战犯的牙疼……”

    想到这儿，我被这位同我大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医生像温柔母亲一样高尚的心灵感动得实在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你们也要成为这样高尚的人哪！”我一边抽咽着，一边给遥远故乡的孩子们这样写信。

    而过去，由于我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罪行，中国人民遭受了父母兄弟被杀害的灾难。但是，胜利后，他们对我这个害人的仇敌，竟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一想到这里时，作为战犯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1956年2月，我以战犯的身份，史无前例地被允许进行实地社会参观。

    参观完沈阳，又到抚顺去。我到一所养老院去了，“真是极乐世界呀！”我一进院门，心里就这样想。我们还参观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住宅、工厂、农村等地的福利设施，我们都感叹地说：只有消灭了剥削的人民国家，才能有这样的人类幸福啊！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牺牲，也不能让劳动人民流一滴血。”这是把人当成最宝贵财富而加以爱护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我们痛感，没有新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幸福。

    参观养老院，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感触。我访问了养老院里的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为日本垄断资本家干了几十年，他挖出的煤，全部被日本战争贩子掠夺去，造出了大炮和军舰，反过来又用于侵略中国。这是一位在非人道的社会制度中，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了许多苦难而幸存下来的老人。

    看到这装饰得很漂亮的房间和快乐的文化生活，想到我曾经与为建立这样美好、幸福的社会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妄图阻止这样美好的社会出现，我心里真是难过已极。

    老人根据我们的希望谈到过去的生活时，他的脸色变了。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可过去，我并不这样。在满洲事变的第二年，我那个没干过任何坏事的侄子和另外8个工友，在平顶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一谈到这些事情，心里就受不了”老人的眼睛里已经闪着泪花了。

    “您别讲了！那太不幸了！”我说完就跪倒在他的面前，请求道：“请您怎么处罚我都行！”

    永远夺走老人幸福的，不就是我吗！日本侵略者！几千万人民失去了今天这样美好、快乐的生活啊！在老人一回忆起来就觉得难受、就觉得胸膛闷痛的这些事实面前，我知道，就是把我千刀万剐也解不了老人的心头之恨哪！

    我痛感，不仅我自己，还有使我这样做的日本天皇和大财阀，以及一切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在这些事实面前，都应当被千刀万剐的。

    “过去的事情谈起来，那是一言难尽哪。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要为和平而斗争啊！”

    老人看到了我们的紧张神色，安详地说。这是在憎恶与诅咒战争的基础之上，压下了难以抑制的对个人憎恶的感情，畅谈着和平愿望的老人的心境啊！

    “不要只考虑个人的事情，要首先考虑人民的事情。”这位老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这就是六亿中国人民的心情，这不是真理是什么！

    “一个真正的人，是抛弃个人的一切，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懈地追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人。”我从这位老人的言谈话语中，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

    我认识到，要保卫幸福的基础——和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的我，应该走的唯一道路就是反对破坏和平与幸福的战争，粉碎战争挑衅者的阴谋。

    我所深刻体验过的残酷的战争，绝对不能再把它重加在人类头上了，这也是作为战争罪犯的我的绝对的责任。

    作者简历：

    1930年参加侵略关东州。1940年任警部补、外事警察科庶务员，1945年任外事科第二股庶务股长兼第二股长，代理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