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三次诞生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少年哲学向导 本章:3.第三次诞生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千金买骏马、何处买青春?”如果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么在人生的全部过程中,最宝贵的便是青年时期。

    “青年期”一词,来源于拉丁文“adolescere”,意思是“向成熟发展”,它好像一根链条的中心环节,继承着幼年时期、少年时期,同时也开始了向成人时期、壮年时期的过渡,接下去便是老年时期,因此,青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

    青年时代又是人生旅途上既特殊又十分重要的时期,思想观念、意志品质、生理功能、性格特征、气质情趣、职业选择、配偶寻觅需要完成的课题堆积如山,不管结果如何,每个人都要写出答卷,因而它被称为人生中的“第二次诞生期”。

    青年时代还是人生路上光明、美好和幸福的开端时期,“一年最好是春天,一生最好是青年”。这个时期,是一个人精力旺盛、体力充沛的年龄,又是富于理想,追求真理的时期,是积累知识、增长才干的时期,是从家庭的狭窄天地走出来,自立于社会,成为社会新成员的时期,也是创业立功的时期如果说,社会化贯穿人的一生,那么青年社会化则是这终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一方面标志着初级社会化的完成,另一方面,它还要为成年的继续社会化奠定基础。与童年社会化、少年社会化相比,青年面临的社会化课题更为复杂、多样。而生活目标社会化与角色技能社会化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化课题。

    生活目标社会化主要集中在人生观上。人生观是人的生活哲学,是人的生活全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反映了人对人生的一种信念。青年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两种途径,来形成关于人生的意义、理想志愿和生活格局的正确价值取向。然而在现实社会中,青年对人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人生观的焦点在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来说,青年力图寻找一种最好能说明自己生存意义的公式,探索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社会利害关系的观点来评价个人的生活和活动,即人的社会价值要看他们的活动在多大的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来确定。既然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的个人幸福必然取决于社会活动,给予别人越多的人,他的个性就越丰富、越完善、越高尚。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题为《青年怎样考虑选择职业》的作文,他这样写道:“ 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才干是指引我们选择职业的主导方针。不要认为这两方面是敌对的,决以胜负的一方将排斥另一方。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的进步,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实现自己的进步。”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都正确地回答了青年经常思考和探索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索取。人们熟知的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张海迪、张华等都是这样的人。

    80年代初,曾经在全国开展了人生观大讨论,出现了三种人生价值观:

    第一,人的价值在于人自身,在于个人的自我完善;第二,人的价值在于金钱的多寡,钱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第三,人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多寡。从种种调查来看,主张第一、三答案的人占了90%以上,而赞成第二种答案的人只是极少数。这表明,我们当代大多数青年追求积极的社会生活。

    角色技能社会化是青年时期遇到的另一个社会化课题。一个社会成员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开始是学习吃饭、走路、说话、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随着步入成人世界、还要学习各种与角色位置相关的生产技能。青年人正经历着一次大的角色变迁,意味着从学校的学生角色变为社会各行业的人才角色,因此在面临着生活的自理、管理上的自治,学习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发展目标上的自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如工作上的不适应,生活上的不适应和复杂社会环境的不适应等。从人的发展历程看,一个青年能否通过角色技能训练,保证青年顺利实现角色变迁,对他们能否成为社会期望的合格成员具有攸关的影响。

    参加现实的社会生活,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困难和挫折在等待青年,尤其是在社会变得复杂、文化形态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青年跨入社会就更困难了,其原因大致有:

    青年处于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时期,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安和动摇,青年面对本身的混乱,对自己的将来很难具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因而感到应付成人社会的困难。

    和社会的联系是困难的。社会价值的多样化,扩大了青年的选择范围,但也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急剧的社会变动,对承担现代社会任务的成人,也引起了许多混乱。生存于现代社会、推动着社会的成人,应当怎样对付这种社会变动,也还在摸索,何况,刚跨入社会的青年,遇到的困难当然也就更多了。

    世代隔阂,当代的青年,很难从老一代的父母、教师以及接近的成人中,找到跨到社会的恰当的模式,这就使青年对跨入社会变得更不可捉摸。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对现代青年的影响,现代青年跨入社会,要独自探索、尝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现代的青年仍在追寻各种各样的形式,分别跨入现实社会。

    青年期是继少年期之后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丰富、充满热情、朝气蓬勃的生活时代,与少年儿童相比,青年的抽象思维大大提高,独立性、理论性、批判性迅速增强,因此他们的社会化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特征:

    (1)立体意识的觉醒。曾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怀特谈道:“被幼儿园同伴称作胆小鬼,这可能是件令人极其烦恼的事情;一个人并不清楚这种称呼在多大程度上是贴切的。到30岁时,还被人称为胆小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0岁的人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胆小鬼,他可以根据已有经验作为自我评判,他知道这种判断比外来判断更加正确。”

    这段论述形象地表明青年在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方面的深化。对儿童来说,唯一认识到的现实是他们的想象所能涉及到的内部世界,孩子们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却往往不能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人到青年时期,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能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活动领域的日益扩大,他们脱离了少儿时代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认识人生、选择榜样、完善自我;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急欲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出一条美好的人生之路,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不甘居于“唯成人”的社会地位,希冀参与发展、参与社会事务,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大胆提出见解、表达要求,希望能以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去影响社会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以显示自己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这一特征的存在,使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常常以自我的价值体系为标准,从自我理想和自我需要出发衡量并有选择地学习和接受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规范、行为模式和知识技能。

    (2)强烈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强烈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一方面,青年期的生理、心理的日趋成熟为青年创造性与主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又使青年的创造欲望与主动精神不断被激发;同时日趋的智力条件,良好的社会环境更为他们社会化中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拓展了美好的前景。翻开人才发展的史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奋发图强、打下基础的,其中,十有八九,又都是青少年时期就崭露头角、作出辉煌成绩的。

    在科技上,爱迪生29岁发明了留声机,32岁发明了电灯,给人类带来了“世界之光”。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开始从事微积分的研究;爱因斯坦26岁建立了“光量子学说”和“狭义相对论”,35岁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在军事上,李世民(唐朝)18岁当了领兵元帅,岳飞(宋朝)24岁建立了“威镇三关”的岳家军,御敌抗金,屡建功勋。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更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在青年时期就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马克思17岁写出了富于哲理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23岁被尊为当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30岁时同28岁的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毛泽东同志26岁创办《湘江评论》,写下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革命政论。周恩来同志19岁时高吟“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句,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真理青年,由于精力旺盛而又初觑人生,具有突出的进取性和强烈的好奇心,又由于精神包袱少,思想框框少,家庭牵扯少,事务干扰少,易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探索和实践。一个人在这时候,只要有志气,不甘落后,肯努力,艰苦奋斗,就一定会做出成绩来。由此可以说明,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动者,他们更是为实现自身社会化而创造条件,开拓未来的主动创造者;他们不仅在接受社会教化,同时也在对社会实现着反向社会化。

    (3)内在控制起重要作用。在儿童期,由于儿童对父母及自己周围的成人的依附程度比较大,他们活动的空间也被限制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因此儿童此时仍处于未全面发展的时期,独立的水平也很低,成人对儿童的控制是比较深的,而且控制的方式多以父母和成人的肯定、赞赏以及给予的奖励、否认,以至于斥责惩罚等形式而被强化。像这样来自成人对个体社会化的控制,在青年期并非完全没有,但其范围和强度比起儿童期来,却是显著地缩小和降低了。

    随着青年的发展成人对他们行动的外在控制之所以逐渐失去了重要性,是因为人在进入青年期后,其自我意识已趋成熟,独立意向十分强烈,观察力、理解力、意志力、理智感也都迅速提高。受此影响,青年反感成人和社会的控制,希望能自主地自我控制的状态下选择社会化的途径、内容和过程。由此说来,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是社会按照一定社会化模式来塑造青年的过程,而且是青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内在控制,去主动适应和吸收社会化模式的过程。看一个青年社会化的质量怎样、程度如何,既要分析社会环境的影响,更要在青年自己身上寻找线索。

    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内在控制机制,使其社会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来认识世界。现实,在青年眼中总是不那么美满,他们从不准备无选择地接受一切,而是准备批判一切。这种批判的态度使他们得益不浅,也受害不浅,这既可使他们对现实的社会化模式作出更进步的解释或修正,也可能使他们丧失接受人类文化精华的机会。因此,青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促使青年将社会主导文化所倡导的怀念、情感、态度、技能等内化。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成就比作一座楼房,那么,它的身体、知识、经验、技能和思想等等,就是这座楼房的基础条件。谁想要使人生的“楼房”造得高大而又牢固,那他就得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把这些基础条件准备得充足一些,齐全一些。

    《红楼梦》第一回有句话:“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里所说的红尘就是社会。人一生下来就与社会结下不解之缘,谁也摆脱不了。过去人们说看破红尘,去当和尚,其实当和尚也摆脱不开社会,少林寺还不就是个社会。陶渊明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这里所说的尘网是官场,可是即使离开官场也离不开社会。陶渊明回到家乡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也离不开社会交往,君不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吗?想离开社会,只有离开人间,像莎士比亚用诗的语言所说:“让生活走向永久的宁静”。人生在世,既然离不开社会,就要适应社会生活,终生社会化。

    人经过青年期,掌握了基本生活技能,“扮演”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走向广大的社会,所谓的社会化就大体完成了。到这时人们已经有了既实际又理想的自我形象,能够接受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有了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并且愿意使自己的个人愿望服从社会的非个人规则。因此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职能。然而成人的个性并未完全固定下来。实际上,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个性仍在继续成长,在变化。不管怎样,成人时期还要学习许多新的社会角色,社会化过程将贯穿人的终生。

    人在成年以后所进行的社会化,称之为继续社会化。从人的社会化过程看,儿童社会化发展最快,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社会化速度由快到慢。但到中年、老年,仍有个继续社会化问题。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渡边茂提出“学习三万天”的理论。人生从1岁到27岁这一万天,为成长修业时代,学习基础知识、适应社会。从27岁到54岁这一万天,为充实时代、踏入成熟的人生,进行思考总结的时代。这就是说,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都要不断地学习、创造,不断的社会化。

    一个人经过了儿童社会化、少年社会化、青年社会化后为什么还要继续社会化?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观念、行为及其技能也要随之变化。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人们崇拜过去,崇拜传统,崇拜一切古老的东西,总认为黄金时代是在过去,从而愈是年纪大,辈份高的人愈受到尊敬,高龄老人是权威的象征,他们掌握着对别人施行“教化”的权力,而自己则无须受教化。现代社会否定了以年龄划分人的等级的做法,老年人失去了他固有的自然享有的地位和特权,中老年人也发生了一个如何跟上社会发展的问题,即“继续社会化”问题。

    在社会稳步前进过程中,尽管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没有发生剧烈变动,但成年人要面临着一个怎样适应社会的问题。在社会动荡时期,继续社会化则更为需要,因为随着社会的全面变革,人们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以至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发生重大变化。成年人如果继续按照过去掌握的社会规范行事,保持旧的传统习惯,则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民国初年有些遗老,还是留着大辫子,开口闭口不离“皇上”。这说明了他们社会化的能力很差,很顽固,拒不接受发展了的社会对人的影响。当然,即使对这种人来说,社会化的过程也并没有停止,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接受社会对他的影响,那根大辫子迟早会同意剪掉的。

    其次,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不完全,需要继续社会化来弥补。在比较统一、简单的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儿童,只要在成人之前具备了学习的机会,掌握了作为该社会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一切,他就可以实现完全的社会化。但在现代社会,即使学校教育得到普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仍然不可能掌握作为该社会一个合格成员所必须具备的一切。

    现代社会是一个向多样性、多元化方向发展的社会,知识以加速度更新,知识陈旧周期日益缩短。据说在18世纪,知识陈旧周期为80至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到30年;近50年,缩短到15年,现在缩短到8至10年。在这种状况下,教育者本人也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因此,当青年人加入到成年人行列之后,仍然面临着一个继续学习、选择、适应的问题。国外许多学者,工作一段后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进行“充电”。我国近年来各种形式的补习班、进修班、老年大学也风潮般的涌现,表明人们对于继续社会化问题越来越重视。

    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两个方面。有人提出要读两种书,一种是带字的书,一种是不带字的书,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在今天已不仅仅是教人向上的格言,而是势在必行的严酷的现实。

    再次,从个人方面看,人到成年后,会遇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随着年龄的变更,社会角色也要变换,使之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社会期待和规范。一个人从单身到结婚,从做子到当父亲,这一变化就要求他去接受新的期待,承担新的义务。另外,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社会,人在一生中待在一个环境的情况越来越少,居住地迁移、工作调动、社会地位变化,由原来熟悉的社会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使原有的经验、知识、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不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角色,这些都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经历一番社会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社会地位。

    继续社会化,对于个人来说,也不是什么舒适自由的事情,讲起这个磨难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有过十分形象的描写。他写道:“我们长大了的人觉得在这世界上做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须知,这是从十多年种种不自由中挣得的自由。社会的桎梏并不是取消了,只是我们熟习了。苟且我们真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吉、非礼勿动,则我们在这些社会的重重规则下,有能如一个熟练的球员在球场上,往来奔驰,随心所欲而不逾规了。我们得把和社会生活发生矛盾的本能检点收藏,另外养成一套应对的习惯,自由世界才能实现。在养成这套习惯时,一路有碰壁的机会,被呵责、被鞭策、被关在黑房间里,被停止给养的威胁,种种不痛快,不自由的经历是免不了的。”在继续社会化中,中年期与老年期的情形,又不完全相同。“中年”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这一时期界定为自30—35岁开始,于55—60岁结束,如果说,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中年正是中午前后的太阳;如果说,青年是人生的春天,是播种的季节,那么中年则是金色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从人的发育和生理的功能上来看,中年是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时期,人体的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到中年已经定型。中年充满活力,年富力强。从心理发展上看,中年人思维发达,善于联想、分析、综合、演绎,可以构成自己的见解和经验,有较高的观察力,看问题比较全面、深刻。同时,中年人又不像青少年那样容易冲动,他们情绪比较稳定,自制力比较强,遇事能够冷静处理。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社会生活上看,中年人是生活舞台的主角,他们既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有既定的生活方向和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

    中年人这些特殊的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化与童年期和青春期社会化的差别。美国心理学家O•小布姆认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童年期和青春期的社会化偏重于确定个人的价值标准和动机,而成年期的社会化则偏重于使价值标准和动机见诸行动。中年期社会化还有这样一些特点:(1)以“对原有的材料加以综合”为主,而不是以获得新材料为主;(2)从理想主义观点转向现实主义观点;(3)学习如何应付相互冲突的要求;(4)为承担日趋具体的角色而社会化。中年人在其人生旅途中,既要继续和发展上一代人传下来的知识和技能,又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帮助和培养年青一代健康成长,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更多、更严格,社会化的任务也更艰巨,意义也更重大。

    中年也算得上人一生中最丰产的时期。从科学史上看,中年时期正是科学家出成果的黄金季节。有人对1500至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228项科研成果作了统计,发现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至45岁。还有人统计了古今中外的1243名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当中65%以上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作出第一项重大发明创造的。也有人统计了30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其中大约40%的人是在35岁到45岁之间获奖的。美国有学者考察年龄与成就之间的关系,发现创造者的全部成果是非常均衡地分布于整个一生之中的。有一项研究调查了738人,其年龄都在79岁或79岁以上,结果发现,有4类人,即历史学家、哲学家、植物学家、发明家,在60多岁时成就最多,学者们(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普遍在晚年——包括70多岁的人——较多产。科学家则在40—60多岁时较多产,而艺术家要在更早些的年岁上,即30—50多岁时较多产。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中年是创造才能得以发挥的最佳年华。

    一个人在走过中年时代以后,就迈进了生命周期中的最后一个时期,即老年期。在老年期,随着年龄的衰老,人的生理、心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视觉、听觉、味觉、体力和精力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和不同速度的衰退,心理上变得比较淡漠甚至孤傲,更易自我怜悯和忧愁,似乎有着幼儿时期的自我中心的再现。

    老年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也非常突出,离开原来工作的岗位,工作角色以及由此伴随着的许多社会角色也失去了。不仅如此,过去受人尊重的地位也似乎远去了,因此,老年人普遍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和沮丧心情,尤其是那些过去拥有不同等级的职位、权力和责任的人。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S•特凯尔曾在他的口述历史著作《美国梦寻:失与得》中记述了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董事长盖洛德•弗里曼1975年和他的一次谈话。这位董事长为了全力爬上“成功”的阶梯,曾不惜抛弃了家庭,甚至牺牲了个人的精神生活。为了工作,他30年没玩过桥牌,20年没打过高尔夫球,并认为看是浪费时间。可是退休以后,他伤心地发现,人们当初之所以服从和执行他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具有超群的洞察力和天才,而仅仅是因为他是这家银行的领导人。谁也不再需要他,也不会再有人来拜访他,他感到自己已经不那么有竞争力了,活动的天地也越来越小了。

    鉴于老年人的这一系列改变,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着的社会,老年人往往自感到拉大了个人与社会的距离。为此,要适应新的角色,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心理状态,就不得不产生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的问题。老年社会化的任务主要是学会放弃以前的地位、权力、尊严和报酬,学会全部或大部分新的角色,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加社区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或俱乐部,以求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学会承担顾问或咨询人员的角色,向年青一代提供忠告、经验与知识。

    在老年期社会化中,比较正规的社会化机构变得次要了,而同辈群体的作用却像在青春期一样又变得重要起来。社会化的目标往往是短期的目标,以鼓励适应新的地位和处境为主,而不是以传授某种专门的可供长期运用的技能为主。

    总之,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于人的全部生命周期的过程。人在其一生中,正是通过与社会不断相互作用,获得社会性,学会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人之为人的秘密──人的社会化漫谈》

    的支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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