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回忆引发了作家从维熙的回忆。
从维熙有着与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监牢之苦。然而，他又与王蒙不同，他没有做王蒙做那么大的“官”，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发表了从维熙的《重读胡乔木》，他回忆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你听，还是等你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
“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给从维熙写了怎样一封信呢？从维熙公布了胡乔木的信：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从维熙说，胡乔木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从维熙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竟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在信末，胡乔木写道：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从维熙回忆说：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语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份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又出乎从维熙的意料：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老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我解疑：“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152页垂线条），这另一条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了违反几何学定义的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从维熙给胡乔木写了回信。几天之后，又给胡乔木寄去两本书，即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
过了两、三个月，胡乔木托秘书邱德新回复，告知从维熙寄去的书收到了。可是，从维熙的信，胡乔木却没有见到。
1984年7月中旬，胡乔木又将一信送至北京市作家协会，同时还附有从维熙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胡乔木的信是这样的：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对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从维熙说，他打开胡乔木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从维熙深为胡乔木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何况此时胡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的了。
1985年的初春三月，胡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从维熙送来一信，胡乔木说，他已然找到了从维熙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胡乔木还说，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胡乔木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让从维熙直接寄信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直到1986年秋，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从维熙才第一次与乔木见面。从维熙端着酒杯去为胡乔木敬酒，说着：“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
从维熙说，胡乔木喝酒了没有，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