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作家张笑天，也是剧作家。他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他跟胡乔木并无太多的交往，但是他创作的两部作品，都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发生关系。
2005年，张笑天在《夕阳红》第8期发表文章，回忆难忘的经历。张笑天从自己的小说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说起：
我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1982年在《新苑》杂志上发表的，发表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麻烦。后来“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暴起来了，《离离原上草》一下子引人注目起来。
1983年5月21日，当时的长影党委书记纪叶找我谈话，声称：是上面委托我与你谈话，就有错误的小说《离离原上草》对你帮助。在我追问下，他告诉我，他说的“上面”，不是省委领导，而是胡乔木，说他点了我的名。
在这场批判中，胡乔木的名字、指令和权威力一直在左右我，但我却与他从未谋面。
谋面的机会却不期而至。那是1985年的7月份，胡乔木来吉林省视察，我想一定程度带有避暑休假的性质，不然不会带了一对七八岁的外孙女、孙女。
那天，我陪他在摄影棚里看陈家林拍摄我写的《末代皇后》。那时让我陪同，不知是不是纪叶的主意。他一个人陪就够了，非拉着我。我想，这不单因为我是作者，又已是长影厂的文学厂长了，恐怕还有不便明言的因素。
胡乔木很和蔼，文质彬彬，说话语速不快，声音不高，处处是商量的口吻，与我接待的其他领导不太一样。
我把陈家林、潘虹介绍给胡乔木认识之后，开始看拍戏。他很投入，很好奇，问东问西。他这时与来长影参观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直到此时，他一直没有与我谈戏以外的事情，虽然他知道我是谁。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像回忆起什么遥远的事情的样子，侧过头来，微蹙眉头，用关切的甚至是不甚了了的口气问我：“哎，去年……因为什么作品批了你一下？”
这种问话方式和问话口吻、问话表情令我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我想纪叶也是。他迅速而敏感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种无言的提示。提示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作答，因为胡乔木并没有以领导者的身份问我“如今想通了没有，吸取教训了没有”。他似乎已经淡忘了，或者只是道听途说有过这件事。
于是我笑了笑。这笑的背后的含义也是相当模糊的。
胡乔木于是把右手举起来，向斜上方轻轻一挥，嘴里发出轻蔑的“哧”的一声。这个表情，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仍牢牢地钉在我脑海深处，刻骨铭心般的难忘，印象太深了。
他的手势，不屑一顾的一声“哧”代表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别管他，写你的东西。你可以解释为：那算什么，改了就好。你甚至可以匪夷所思：还不是一阵风，这不都过去了吗？我无法准确地破译，纪叶也不能。但事后我们交流时却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胡乔木此时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宽厚的长者出现的。
张笑天在回忆了笫一次跟胡乔木见面之后，谈起了电影《黄河之滨》的报审历程，内中又涉及胡乔木。这一回，是胡乔木帮了他的忙，使电影《黄河之滨》终于解禁：
又涉及了一部作品，是我的电影作品《黄河之滨》。影片拍竣后，电影局审查后不表态，送到文化部，仍然不予通过，最后捅到中央书记处。
1984年6月16日，文化部给导演李前宽、肖桂云来电话，称他们“出了大风头”，说“已把片子报送中央书记处了，拟再送胡乔木乃至胡耀邦审定”。
据说当时部、局所以不通过此片，是因为“太尖锐”，正面写了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实。1984年1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带着常委们来长影颁发三万元奖金时，审看了《黄河之滨》。省委领导们好多人流了泪，反响强烈，都认为是好片子。
但是，一直拖到1985年7月，仍然没有下文。后来李前宽急了，又展现了他的拼命三郎的本色，居然说动了当时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把样片带进了中南海。那天，薄一波、宋任穷等几十位中顾委来看电影。也许，他们以为这是按惯例安排的观摩片，入场时显得轻松。他们当然想象不到，这是一部没有发行令的“黑片子”。
演出成功了，中顾委们感动了。当放映结束时，他们热泪盈眶，起立鼓掌，争相说：“这是整党的好教材”，“写得太深刻了，我们的干部应当像影片里的主人公一样”。老革命的话是有分量的，为《黄河之滨》的开禁铺平了道路。
胡乔木是在这之后观看《黄河之滨》的。那是1985年的7月24日，我和两位导演在长影第八放映室陪他看片，已调任中纪委书记的强晓初和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高狄、副书记谷长春也在。
观看之后，强晓初说：“很成功。不一定写恋爱，也出好片子嘛。很深刻，很有生活气息，感人。”
胡乔木则拍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们拍了好片子，祝贺你们的成功。”
他当时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却在当天晚上告诉我们，第二天约我们去谈谈。
1985年7月25日，我和纪叶、李前宽、肖桂云赶到胡乔木下榻的南湖宾馆四栋，除了我们，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和宣传部长徐吉征也在座。
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在谈话之先有个约定：随便谈谈，不要记录，不要传达，更不能发表。
他的话为这次会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胡乔木是从称赞《黄河之滨》谈起的。他说《黄河之滨》是好片子，很感人。从故事背景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曲折的路，有反思，有血泪代价，很真实。但是，认真说来，也没有脱出政治这个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长久流传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写作品、拍电影首先考虑政治。我脑子里，过去茹志鹃写的《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写了人性……
我对胡乔木刮目相看了，说真的，他让我震惊，震撼。
我当时是相当兴奋的，便找了我主管的几个部门领导，兴致勃勃地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但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在刊物上披露出去。
没想到，电影晚报主编曹积三在他的报上捅了出去，我训了他，生怕出事。果然，一个星期后，胡乔木的秘书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指责的口吻说：“乔木同志很不高兴，本来讲好了的，他的这次讲话不能传达，不能发表，你们为什么在电影晚报上发表？”对于他的兴师问罪，我除了检讨，无可辩驳。十四个年头过去了，胡乔木已经作古，我想起这件事，总是有些激动，也有所振奋；而对他的谨慎，却只有种种揣测，也永远无法与他本人交流了，当作历史存疑吧。
对于胡乔木，张笑天在回忆时心境是芜杂的：这位“头号文化首长”，既兴师问罪批判了他的小说，又一言九鼎解禁了他的电影。胡乔木解禁《黄河之滨》是正确的决定，然而他对《离离原上草》的批判，未必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