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长征前，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无线电总台由于功率不够大，只能借助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进行中转，间接地与共产国际联络。1934年8月16日，上海中央局给瑞金的中共中央发了最后一份电报，之后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和电台都遭到了破坏，中共中央因此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遵义会议后，为了将遵义会议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联络员，转道上海去莫斯科汇报。1935年6月初，红军占领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等人作为中央代表携带电台密码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936年11月的一天，张闻天在瓦窑堡突然接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的电话：刚才远在几百里之外的甘肃定边县党组织发来电报，说那里有一个穿着羊皮大衣、挑着货郎担的小商人，名叫张浩，要求会见党和红军的领导。郭洪涛不知张浩是何许人也。张闻天听了，也感觉纳闷，他也不知道这个张浩是谁，但他感到此人定有来历。他把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神秘的“张浩”很有可能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同志。于是，他们发电报给定边县党组织，要他们好好照顾这个叫“张浩”的人。
11月中旬，这个叫“张浩”的人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安全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一见到他，马上迎了上去，俩人紧紧地拥抱着，激动得好一阵子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这位神秘的共产国际代表不是别人，正是大家所熟悉的林育英，林彪（原名林育容）的堂兄。
林育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林育英，1897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是我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1922年2月，林育英经恽代英和他的弟弟林育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林育英等人集资在武昌创办了利群毛巾厂。这个厂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联络地点。
1925年五卅运动后，林育英结束了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12月6日下午，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的广场，工人、学生、市民举行万人集会，声援首都革命。突然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包围了会场。会议决定，举行万人大游行。林育英率领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气急败坏之下的军警开了枪，林育英镇定自若地指挥工人夺下军警的枪支。身先士卒的他，头顶被敌人的刺刀挑开了一寸多宽的口子，血流如注。为了避免游行队伍被冲散，林育英挣扎着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冲！冲！冲！……”话未讲完，就晕倒了。群众抬着满头是血的林育英向军警冲去，军警们吓得手足无措，步步后退。游行的队伍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的口号声震撼了全上海。
林育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脱了险，但从此落下病根，时常头疼。
1928年，党中央又派林育英到安源与贺昌、滕代远一起组建湖南省委。他任省委常委、职工委员会书记。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省委多数同志离开了湖南，只留下林育英继续在安源负责联络工作。大批敌人军警前来搜查，机敏的林育英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跑到庙里做了和尚。庙中的老和尚知道这个假和尚是共产党员，在敌人前来搜查时，老和尚把林育英藏在瓜棚下，从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接着老和尚又掩护林育英安全地离开了安源。身无分文的林育英装扮成苦行僧，一路上化缘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1930年，林育英在东北领导工人运动。为了联系群众和应付敌人，他用煤灰把脸弄黑，和工人一块劳动。因叛徒出卖，林育英等34人被关进了日本侵略者的监狱。日本人认定他是领头的共产党员，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在非人的折磨下，林育英已是骨瘦如柴，生命垂危。但他丝毫不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严守着党的秘密。
1932年林育英出狱，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3年，林育英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阵线。林育英参加了大会，并参与了策略路线的制定。他是中共《八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1935年8月，陈云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经过慎重挑选，林育英成了完成这一重任的最佳人选。为了安全起见，林育英给自己起了“张浩”这个化名。回国途中，林育英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小商人，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于11月到达了陕甘边区。
在瓦窑堡，林育英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人。当有人问林育英是怎么回来的，不喜张扬的林育英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丝毫不提万里跋涉的艰难。林育英究竟是如何穿越茫茫的千里沙漠，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12月8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与林育英做了长谈。刚刚指挥完直罗镇战役的毛泽东听说林育英来了，非常高兴地致电中央，要求在直罗镇与瓦窑堡之间的安塞与林育英见面。毛泽东心急，先到了安塞，发现林育英他们还没到，迫不及待的他又急奔瓦窑堡。谁知，他一走，张闻天、林育英就赶到了安塞。得知情况后，他们二人又连夜骑马赶回了瓦窑堡。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讲述了《八一宣言》的制定经过。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会议还确定，鉴于林育英带回了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密码，“准备以六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瓦窑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决定，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来做张国焘的工作，争取他北上。林育英的“电报攻势”由此展开。12月16日前后，林育英向朱德、张国焘发出第一封电报，告知他到达陕北的消息。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正被南下失利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张国焘有些欣喜若狂。他对林育英非常熟悉，他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早在1922年，他们就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终于找到一个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机会。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回了电报，向林育英数落了中共中央的六大“罪状”。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回电，深感事态严重，党内的矛盾和分歧远远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
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电文中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他提议：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尖锐化。第二，张国焘可以仿效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等，或者直属中央，或者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
林育英的来电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张国焘不得不放松对朱德的约束和控制。12月30日，朱德给林育英发了电报，呼吁红一、四方面军加强联系，尤其是加大情报互换的力度。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阅电后很兴奋，1936年元旦给朱德回了电：我们这里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发生了联系，而且与共产国际也联系上了；你们的发展方针应该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对于党内过去的争论，可以由共产国际和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电报很不满意。1936年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批判毛泽东等人所谓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电报，诬蔑毛泽东等人分裂了党。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很少；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你们如有什么电报要交国际，我可以代为传递；还有，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意见，准备向你们转达。
然而，张国焘却坚持错误主张，他在复电中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应当承认，取消的不应当是他的第二“中央”，而应当是中共中央这个“假冒中央”。原则必须坚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月23日，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份分量很重的电报：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这封电报对张国焘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电报的意思很清楚：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否定张国焘对中央所谓逃跑主张的指责，肯定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了，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可不由中央直接管。红四方面军的官兵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连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处于南下的穷途末路之中的张国焘知道，再这样僵持下去，他将面临四面楚歌，无法收拾的局面。
1936年1月底，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任家坝会议。与会者纷纷拥护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张国焘不得不表示，赞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百般的狡辩。会后，张国焘给四川军阀写信，要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但四川军阀不理睬他。
1月27日，张国焘给中共中央连发两封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还说：“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这时的他勉强承认了中共中央，已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了。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中央就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共同北进，第二个方案为就地发展，第三个方案为南下转战，并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
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方案。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可以取得苏联的先进武器，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攻势”可谓成效显著。1936年6月3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塘附近会合。6月6日，在炉霍寿灵寺，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卓木碉“黄袍加身”的闹剧终于收了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育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因他过度劳累，体力不支，党中央决定调他回延安，做职工运动工作，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
1940年，林育英突发脑溢血。临终前，林育英要求将他葬在延安桃花岭。桃花岭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办公所在地——杨家岭隔河相望。林育英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1942年3月6日，林育英病逝。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亲自为林育英同志抬棺，执绋，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给人抬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