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先生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来信自述：

    四十年前震惊中外的反右派斗争，把我这个年方二十四岁“最可爱的人”推进“最可恨的人”行列中去，接着又推入了一条充满屈辱和磨难的坎坷人生的绝路上去，便将我一棒击倒地上。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一切都完了，被极左派打成一个反党右派，这简直使我蒙受天大的冤枉。

    我是个军人，提着自己脑袋流亡天涯。在同公安机关周旋二十年中，我始终不知自己这是犯了什么罪？原先公安机关将我抓捕入狱后，狱方把我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问自己这究竟又是犯了什么罪？狱方在军警林立的审训中，再次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只好向狱方说了一句话：“一没偷，二没抢，三又没有参加国民党，只是向领导提了一条工作意见，左派就说我是个反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竟被判刑十五年

    杨重野先生原是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是“重灾户”。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杨重野先生从北京给笔者来信：

    反右斗争时，我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记者，首当其冲。人民日报对我有专文批判（文汇报就不说了），新华社发过通稿。后来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这在新闻界中也属罕见（文汇报是重点批判对象，记者中判刑、劳改的不少，但判刑十五年的仅我一人）。十五年服刑期，一天没少，刑满后送回原籍作为四类分子继续改造。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也满了。北京中级法院通知当地政府恢复我的公民权。当地派出所不同意，我上访到沈阳省公安厅，答复是，你现在是在公安部门管制，是否要“摘帽”得由公安部门来决定。好像那时候对待劳改分子法院与公安部门是两种制度，因此我的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正式宣布“改正”才摘掉。

    我当初判刑的罪名是“反苏”（因为一九四六年我作为文汇报特派记者在东北亲见亲闻关于苏军撤走鞍钢等处的机械，苏军违反纪律的事。我在文汇报社编辑部里谈过），“反对知识分子改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曾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程序提过意见）等等，当宣布对我“改正”时，认为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法院撤销对我的刑事判决，恢复工作，恢复名誉。

    兄弟姐妹五人，除一人未读大学外，全成“右派”

    徐涵初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来信：

    我今年六十五岁，是上海交大一九五二年的毕业生，也是一名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年过花甲，闲下心来，很想回忆一下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见到报导叶永烈最近有本长篇新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恨不能一睹为快。可是在上海跑了很多书店和报摊，始终未见此书……

    我同胞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姐未读大学当了小学教师外，其余四人，二人在交大，一人在北大，一人在上海二医，一九五七年全都无一幸免，可见反右对我家的影响之深，也无怪乎我如此关心了。

    “选举”产生的“右派分子”

    无奇不有。竟然有“选举”产生的“右派分子”！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哈尔滨读者张有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给笔者寄来他写的亲身经历，内中写及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记忆最深的有个选举右派的故事：有一个小单位共有八名干部，反右斗争开始后，上级党委给这个单位摊派抓一个右派分子的任务。这个单位领导反复发动大鸣大放，这八名干部没有一个发言是提意见的，怎么也挑不出右派言论，抓不出右派分子。

    可是上级不答应，抓不出右派就要拿这个单位领导是问。急得这位领导坐卧不安，终于想出了办法……

    他公开向大家讲明，上级给抓一个右派的任务，完成也得完成，不完成也得完成，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抓也得抓，不抓也得抓，没办法，就得要求大家民主选举一个右派！办法是背对背每人写一张选票一个人名，谁得票多，当众宣布谁就是右派。

    就这样经过投票，把一位叫沈德章的选中。

    为什么多数人选这位姓沈的呢？是他工作表现不好，还是群众关系不好？都不是。因为那年代人们心目中不管有什么坏事出现，最优先考虑的是阶级成分。在八名干部中，惟有姓沈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当然，这不幸的事情就得摊给他承担了。这右派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因为是“民选”的，“公认”的，理由说他的阶级本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他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只能怪自己投错了娘胎。

    沈德章戴上右派帽子后，沉冤成疾，监督改造几年之后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