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先生在他寄给笔者的亲自经历自述中，还忆及一个“反右派运动”中荒唐的故事：
有位叫王晏安的右派，原是某商学院的讲师，下放在绿色草原牧场监督劳动。我们一起在右派集训班学习期间，他表现很好，班领导想拿他做个典型，建议牧场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于是派我到牧场做个调查征求一下场党委意见。
我到牧场原原本本传达了集训班领导的意见，介绍了王在班里的表现。接待我的是一位管政治工作的场党委负责人，他听完我的传达后说：“在我场被改造的右派中，王的表现也算一般，没有什么太突出的地方，虽然是劳动积极肯干能吃苦克服困难，也比较钻研饲养技术，是有些进步，但是按‘确实改造好了’的要求还有距离。对右派来说劳动改造只是个手段，目的是把思想改造好，可是王的思想还有问题，改造得还不够……”
我问他有什么具体表现，能否举出实例。接着，他举出王在当年春节给自家门上贴了一副自写的对联，上联是：“茅屋虽小有金山”；下联是“锦秀小堂居玉坤”；横批是“爱国爱民”。
他让我分析一下这副对联有啥问题。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副对联挺好。于是，我又反问他：“这副对联能有什么问题？”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看了以后，大家分析了很久，越分析越觉得有问题，这是发泄心中不满情绪。”我又问：“这从哪一句上能看出来？”他说：“这事你不清楚，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场职工住房很紧，新建的好房当然分不到右派名下，我们把草场旁边一间更夫小房分给他一家四口住，房子又小又不好，他当然不能满意，可表面不敢说，只好用对联表露不满情绪，把小房贬称‘茅屋’，把他右派之家比作是‘金山’、‘玉坤’富贵之家。‘锦秀小堂’这一句，即是讽刺，又是发牢骚。他写‘爱国爱民’不是真心，言外之意就是不爱共产党。这些都说明他思想里，内心世界里，不满情绪还很大，所以他还够不上是‘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
我听完这位负责人对这副对联的逻辑分析之后，真是啼笑皆非。由于我的“身份”关系，未敢与他分辩，也未表示可否。
我要求同他一起到王家门口走一走。我看了这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那副惹事生非的对联，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发白仍在贴着。当时我真感慨万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那年代只要有人对某句话与政治思想动机挂钩，就会分析推理罗列出无穷无尽没有完没有了的罪名，再有本事的理论家，你也甭想驳倒他，右派不就是这样划的吗！我扫兴地回到集训班里，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无可奈何的泄了气。给王摘帽的建议，随着集训班的结束，也就自消自灭了……
事后，我问过王，为什么写了那样一副对联？王很坦然自得的说：“当时能给我个小房把家搬来，全家团圆自得其乐，我就很满足很高兴了，因为我的男孩乳名叫‘金山’，女孩叫‘玉坤’，我很爱孩子，把孩子名写进对联，表示父母疼爱，没有别的想法。”可见牧场那位负责人真是自愧自惊政治神经过敏，拿人开了一个政治玩笑！
归国热血青年划入“右”册
上海张锷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给笔者来信：
我原为国外海员，担任驾驶员二副之职，足迹所及，可说是遍及全球。在一九五三年初，当时只二十五岁的一热血青年，辞去高薪工作，返国求学，当年考入浙江医学院医疗系。作为一个爱国归国海员，归国青年，在反右斗争末期被划入右派大军。
以后在工作单位，历经磨难，自不消说，血汗积蓄，尽被搜抄一空。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境遇日渐好转，被选举为宝山县人民代表，推举为政协委员，又担任宝山卫校正职校长。
福建读者强调要重视“中右分子”蒙受的苦难
福建省郑盛荣先生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给笔者来信，指出：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书中只谈受劫难的右派分子而从不涉及中右分子，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欠缺似的。虽然中右分子没有右派分子受的苦难大，但对有些人的影响也是终身难以挽回的。
中右分子不仅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一大群体，数量多达三十五万，而且受到与右派分子同样的批斗，只是在最后定性处理上有所不同而已。有些人在运动中受到的降级（降低工资级别）处分，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因为从书面改正通知文件看，故然写有“恢复原工资级别待遇”的白纸黑字，本该在现行工资级别基础上，降一级是给予恢复晋升一级，降二级的给予复升二级；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是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而是看你现行工资级别是否已经达到一九五七年被降前的水平，没有达到的才给于恢复晋升，已经达到的就不恢复晋升了。这种不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的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导致许多受降级处分的人，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恢复。因为二十多年来，多数人都因为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在全国统一调整晋升工资时，与广大职工一样，晋升了一至二级工资。
“中右分子”周华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也正巧，四川渠县读者周华义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诉说了作为一个“中右分子”的苦难：
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被划上“右派”，但是成了“中右分子”。顾名思义，所谓中右是中间派里紧跟着右派分子摇旗呐喊的人，和右派分子只有一丝之差——一根头发丝有七丝。
我幸运的是没有戴上右派帽子。整风运动时我是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划上“中右”之后，预备党员、团员、小学校长统统取消了。从整风运动以后，我就没有过过清静日子了！
农村其实也划“右派”
四川读者周华义在来信中还指出：
自从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村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以来，整风运动很快变成全民运动。其实，农村也划右派，不过称呼不同，叫“坏分子”或者“四类分子”，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分子，正如半斤与八两一样，半斤是八两，八两是半斤（老秤，十六两制）。
全国二十多万个乡，二百多万个大队，两千多万个生产队，不知划了多少“坏分子”、“四类分子”。
我家住在四川渠县宝城乡一村五组。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划了两个“坏分子”（实质是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家里祖祖辈辈受穷，他十七岁还没有裤子穿。在鸣放会上，他说：“莫种双季稻，两季不如一季。”工作同志就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种双季稻，就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另一个是木工，他在鸣放会上说：“修山塘占了好田好土，修的山塘没有起到作用，白天晒太阳，晚上映月亮。”工作同志又把他抓出来，说他破坏水利建设，也戴上“坏分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