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邱中鲁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来信：
看了大作，我潸然泪下。我是当年定为“情节一般，态度特别恶劣的党内右派分子”，去找柯庆施要求个实事求是，被逮捕送劳动教养。因为是顽固分子，我们这一批约三千人送到甘肃河西走廊，世界风库安西县，昌马河水库工程，劳动教养，去了一个月后就开始“死”，五个月后送到海拔三千七百九十公尺，八百里无人烟的公婆泉，花三百八十万炼了一万五千斤硫子，下马后调到边湾农场。死，死，死，死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剩余侥幸活下来的“移民就食”送到新疆。我年年月月写信申诉，到过北京六部口中央统战部，我家破人亡，妻离（没有孩子）……
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右派”！我的右派顺序是“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再“戴帽右派”，再“摘帽右派”，再“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错划右派”，到“改正右派”。只是换了几个不同的叫法。
我认为，“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只有五个“没有改正”，运动值得搞那么大？见诸文件的是一九八二年关于清理右派的总结：右派五十五万多，中右及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一点七万，经过复查剩下不到三千。冤枉二千多人搞一个右派，反右运动的正确在哪里？
我是贫农的子弟，上过四年小学，在济南学过三年徒。学徒期间参加了八路军的一个组织，搜集情报，购买当时的违禁品，坐过日本监狱。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我部打到上海（二十六军），我负伤住院，后部队赴朝，我留在上海公安局当过所长，第一中级法院代审判员。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复查鹰厦铁路和大伙房水库的劳改犯时，我被说成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在反右运动中，我因拒不承认这些罪名而被划成右派。
平反时我居然不知道早已“摘帽”！
重庆程世光先生七月十九月给笔者来信说：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已拜读，感慨良多。
我是这场运动的最年轻的当事人，往事历历在目，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划为“右派”时才二十一岁。我出身于贫苦家庭，抗日战争时父亲在重庆经商被日机炸死。我只读过小学，后在重庆学徒，工人出身。一九五零年十五岁时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五三年入共青团，任铁路工程队工会主席，修宝成铁路，又任过工程处宣传教育干事。一九五七年三月入贵阳党校，学马列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
生在新社会，像我这样对事业、工作、前途是积极的，怀着一颗赤诚纯洁的心，在正常情况下，青春是美丽的。可是这场反右派运动，使我坠入冤狱，长达二十一年没有政治生命。但我坚强自信自己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可是在那些年代纵然有铁打的金刚，有“神火凡胎”，也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气息奄奄……
在“文革”中我又被遣送到农村。对此我始终不服，不下上百次地向中央、铁道部、省和原单位申诉，并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两次到北京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交申诉材料。在中南海大门口交给毛主席派来收信的解放军干部。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更加重对我的批斗和管制。
河清有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给我彻底改正平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为我平反时，一查材料，原来早在国庆十周年时就已经摘掉了我的帽子，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这次在改正结论签字时才知道。这真是跟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由于那个年代人民无权，国家无法，我又多遭受了妻离子散、遣送农村劳改的冤枉，真是一错再错！
在“感慨良多”之余，他寄赠诗一首：
《读叶永烈先生着〈反右派始末〉有感》
共和国最年轻的右派之一
黑龙江读者杨泰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来信：
我是您的一名忠实读者。得知《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我求之若渴；以一睹为快，一睹为幸。但求北京的几位朋友及出差者，搜索了大小书店而不得……
我所以求购这本书，因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是一名共和国最年青的右派之一，在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第三学期，年仅二十岁，被定为“学生右派”。
我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定为“右派”在一九五七年，退休在一九九七年，一生中占了三个“七”！
我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有着特殊的亲身感受及复杂经历。你能着眼这段历史，我钦佩你的眼光……
一个涉世不深的记者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
江苏南通王家钧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来信：
一九五五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鸣放时我采写了不少稿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当时应浦熙修同志邀约，有好几篇新闻稿件均以“本报北京专电”在《文汇报》头版头条见报。我没有参加过民盟，因与浦二姐的关系及为《文汇报》撰稿，反右中我被指控为“章罗同盟成员”和“能干的女将”手下的得力干将。
无独有偶。一九五七年春天王中来北京，我和在京的好多系友在大公报和他见面，叙谈中他曾谈及北京缺张晚报。为此，我又成为贯彻执行王中办报思想和主张的资产阶级同仁报《北京晚报》的总编辑。其实办报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更有甚者，储安平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我采访回台后当即汇报。经领导层层请示，得到当今指示：一字不改，照登照播。这就是当今认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反右斗争前夜。我采写这条新闻，运动中被诬陷为扩散“党天下”谬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一个涉世不深，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与新闻界三个大右派熟悉与交往，自然在劫难逃了。批斗后戴上帽子被遣送到渤海边的黄骅县中捷农场劳改（同去的还有温济泽和邵燕祥）。
我的右派帽子在“文革”后期、粉碎“四人帮”前夕才被摘掉。时间之长，可谓老右矣。三中全会后，我从南通师专被调整到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九八八年为主任记者。一九九四年满六十岁退休。退休后常被邀赴各地参加社会活动，自觉身心并不衰老，精力也还充沛。
在一九五七年一个十五岁小学生被捕入狱
读者朱育成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从金华来信，沉痛回忆往事：
先生大作已拜读数遍，读后不胜唏嘘！尤是我辈从重灾区过来之人，更倍感亲切，脑中历史银幕镜头徐徐而来。
一九五七年，确实是灾难深重民族的灾难深重岁月。本人时年仅十五岁，是个尚在小学求学的娃娃。在此灾难岁月中，竟然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
一九五九年岁末，在江苏句容少年管教所偶阅到彭德怀万言书，为彭公为民请命精神所感动，越狱告状，并为右派翻案，又加刑七年。
刑满后，又强制留场七年。狱中岁月，长达二十四载春秋！可谓少年出家，童身嵌满风波，年幼入圄，历尽人间沧桑！党魁元首刘、邓及一代栋梁彭罗陆杨皆可莫须有罪云，何有天理？法又何在？何况吾辈小民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