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出来的“极右分子”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深挖”出来的“极右分子”

    安徽定远县读者葛先华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来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风华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下属佛子岭水库任器材接运站站长(正科级)。我虽不是党员,但受到提拔重用,因为我完成任务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来,说我是“极右分子”!

    我被斗争达五个月之久。我坚决不承认,据理力驳,弄得所谓“左派人物”在“批判斗争”会上哑口无言。最终,以所谓“抗拒从严”以及用所谓“历史问题”,对我升级加码,成了“四料坏蛋”,即“反革命”、“极右派”、“叛徒”、“富农”,判刑二十年!“左派”们说我,“头上害疮,脚下流脓,反革命加右派,坏透了!”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文革”中,我是双料坏蛋,死老虎,天天斗。当时说我死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彻底平反,在安徽定远县一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我在老年大学学习。

    “内划右派”竟找不到平反的依据

    四川离休干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来信:

    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尽管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却未曾有过一本反映这一历史悲歌的长篇。”先生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来写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题材……

    比定名有案可查的“右派”更多的是“内划右派”,连改正都挨不到!

    据梁全海回忆,一九七九年,当他回校办理“改正”手续时,遇到当年的学生黄君。

    黄君对他说:“老师,你们戴过帽子的‘右派分子’,现在到底还‘改正’了。当年,我们被赶到农村,学校有通知,说我们是‘内划右派’!我们参军当然不行,参加工作也不行,就连当社员也受歧视。现在四十几了,一事无成。今天到学校来,又查不到划我们为‘右派’的底子。像我们这样的同学好多啊!”他对黄君说:“宽心些,你们比我们年轻。当年学校语文组十一人,就划了五个‘右派’,能教书的都打倒了。还有一个自杀的。”他与黄君相视良久,都哭笑不得。

    梁全海说:

    “反右”和“文革”这两幕悲剧,它给中华民族的“内伤”是很大的。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起了一点医治“内伤”的作用,因为它告诉人们那些被扭曲的灵魂是怎么扭曲的。先生能在“反右”十年之际把“悲剧”较系统地引用历史档案材料,抢救口碑,如实地写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澄清许多是非。“右派”的亲属、朋友、子孙也从中了解、理解并谅解他们。有一个“右派”的妻子读完后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哟。”又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愿从此不再有悲剧。”在此特向先生表示敬意。先生年富力强,又有治史之才德,吾人寄以厚望。

    林肯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少数人于永远;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久。”今后还会有众多的“太史公”秉笔直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例如“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传统文化上是士的优点,因为他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立场,宁可牺牲其生命也不苟同、屈服。这难道不好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把不苟同,不违心,不诬陷别人,宁肯死去的人都说成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他既然连死都不怕,还畏什么“罪”呢?那些昧着良心,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人才是好人吗?可是“反右”和“文革”中就“造就”许多这样的人,坏了风气,这难道不是破坏中国文化吗?

    近读《新华文摘》(一九九五年十月第四页末)有这样一段话:“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吸取孔子的智慧。’……”这难道是不令人深思吗?先生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意义重大,它是一本医治中华文化“内伤”的好书。

    仅仅为了调换寝室小事而搭上“反右派”的“头班车”

    四川熊习礼先生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来信:

    拜读先生《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使我又重温一次四十年前之情景。先生着作中所言李天德其人者,余之至友也。

    先生之着,以翔实的史料,千家万户的走访,深睿的目光,锐利的笔锋,至诚至善的心灵,写出历史的真实,献给千千万万被扭曲的灵魂,献给被侮辱与被迫害者,献给子孙后代和人类的未来……

    我名熊习礼,一九三五年出生,是四川省雅安一家医院口腔科医师,现已退休。

    我于一九五三年秋考入华西大学口腔医学系,一九五七年毕业。毕业前夕,由于一件学生调换寝室的小事,和当时任我班的学生辅导员(学校派往该班专职管理学生的政治、生活干事)发生争端,我把争端的双方对话用大字报公诸于众,这样就搭上“六·八”社论的头班车了。

    以后我作过洗浆工、炊事工,去农村,下矿井……

    我曾专门研究过各种自杀和死亡方式,并且在一九六零年夏天尝试过一次。但是,就像罗马的保罗二世和美国的罗纳德一样,上帝不收,死神又把我送还人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切欣欣向荣。我曾经在沈阳、北京、成都等地召开的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上作大会论文讲座。我写过长篇医学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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