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李家骥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来信。他当年是上海教育局领导。他说：
我也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之一。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后，很高兴。
据我所知，上海有几个中学校长拒绝在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说他们学校里没有“右派”。局方无奈，就把他们调离上海，去“支援”宁夏。其中有上海闸北区的中学校长朱信中，到宁夏后竟被派到劳改工地劳动！后来，他死在宁夏的劳改工地……
“有罪者言之有罪”论可以休矣！
沈阳姜万里先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来信：
拜读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衷心感谢您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探究历史真相的毅力，把那段阴郁苦难的历史记载呈献给读者，传留给后人。这对于那五十五万多名蒙冤受屈的“右派分子”以及受株连的人数更为庞大的他们的家属们来说，是个安慰，对那些出于政治权谋需要而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左派”权术家们，对于那些追风逐浪、助纣为虐的政治投机家们，是对他们的一付灵魂洗涤剂。
您的大作是一面镜子，虽然写的是历史，但面向的是未来。
本人也因“右派”问题蒙冤二十三年，蹉跎岁月空耗了我青春年华，从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化作瘦弱老人。几十年中，总是憋闷着一股受人骗入陷阱的愤慨，明明是阴谋，却忝然美名“阳谋”，政治多变的郭沫若还制造出“有罪者言之有罪”的高论。不久前，又有人替“阳谋”作了辩解，说反右派“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只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明明是“左”倾错误，而有些人却总是轻描淡写成个别错误。这是根本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政治上的根本错误，或者明知不对嘴还硬，则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人还会重操旧业。
我希望咱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所以，觉得您这部书对今人、对后人、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部书客观真实地写下了历史。
“反右派斗争”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
大港油田离休干部高学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笔者来信：
我是“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我不足二十六岁，是河北省政府某厅的科长。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核心，是要求大家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但是，“反右派斗争”却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这样，就把五十多万党内外的优秀干部当成了敌人。
“反右派”不仅使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受苦受难，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造成了中国人的贫穷——“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都是从“反右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平潭县读者何可澎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来信中，则进一步指出：
反右派斗争的根本错误，在于开“以言定罪”之先河。
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对事物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彼时认为是香花，此时也可能认为是毒草；彼时当作毒草的言论，也许此时却代表真理。何况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可以说是忠言逆耳，也可以诋之为攻击诬蔑；可以理解为善意的批评，也可以说成是恶意的中伤。以言定罪的标准，不管其文字表述如何精确，都无法防止定罪的随意性。
何况定罪权不是交给第三者，而是交给被批评者，这就给趁机打击报复，大开方便之门。
追溯“文革”浩劫，必须自“反右派”始
浙江宁波读者方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来信说：
首先，先生有胆有识，敢于突破禁区，写出如此厚实的煌煌巨着，敢于秉笔直书反右派是毛泽东晚年犯“左”的错误的第一幕，敢于断定所谓“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敢于提出“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这个命题。
其次，笔者以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不仅是为了今天的青年了解过去，不犯历史悲歌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为了今天！
自“反右派运动”之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强化这个方针，“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才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最后导致了让八亿人民受劫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穷本溯源，其源盖出自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因而，正本清源，请自源头始！请自否定“反右派运动”始！
“右派”言论具备超前性、人民性和改革性
中共浙江省委原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来信说：
在杭州，我是第一个买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当晚，我就用电话告诉十几位“五七”朋友，他们第二天就到新华书店购买了此书，并告诉我一看目录就被吸引住了。我说：“三十元一本，太贵了。”他们说：“别说三十元一本，就是一百元一本，也要买……这本书说出了我们心底的话！”
李云河先生以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缺憾是“没有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与八十年代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联系起来考察”。
他说：
“右派”言论的超前性、人民性、改革性，只有和八十年代的改革相联系，才更显而易见。回头看，不少“右派”言论代表了人民意愿，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喊出了改革的声音。如果决策者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而不是镇压改革者），中国绝非今天这个样子……《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如果从这个“视角”、这个“方位”多费些笔墨，可能更好。
香港《明报》称“不可不知反右派”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内地版尚未出版之前，先由香港出版了香港版。
香港是“五七战士”的聚居地。因为许多“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羁祸之后，便千方百计借助于“海外关系”出走，大部分便定居于香港。所以，这本书在香港畅销。香港的杂志曾转载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期《明报月刊》对此书作如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