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在200多万张选票中他稳居第一，他第一个出场，并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股评家水皮评论道：“说这个结果出人意料，是因为无论中外，类似的荣誉似乎专属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就在本届评选中，情况也是如此，而吴敬琏是唯一的经济学家，以一对九，这个结果多多少少是有新意的。而反过来想一想，以吴敬琏、‘吴市场’的价值以及吴教授数十年来一贯的人格和学风，其他9位又岂能与之比肩，说难听点，没有‘吴市场’这样的市场经济鼓吹者，又哪有9位今日的风光，这便是情理之中的说法。”
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
1月11日，吴敬琏赴上海开会，在飞机机舱里遇到两位中央台记者，他随口问道：“你们去上海采访谁？”记者答：“就是去采访你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旅馆，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
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中央台《对话》节目重播了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插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在网上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辱骂他，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和《财经》同属一家媒体公司的《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它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赌场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赌场”，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
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作者提出的9个问题分别是：如果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算不上，那么，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投机者如何创造了社会财富？“买股票”与“炒股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成熟市场上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分析”，包括盛极一时的波浪理论等各种技术派分析，您觉得它们是正常的吗？“水至清则无鱼”，您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股市吗？如何看待美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您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有没有一条代价小一点的道路？您曾说自己不炒股票，也不买股票，如果投资者都如您这般觉悟，发展了10年的证券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假如您是证监会主席，您能完全贯彻您的理论吗？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击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此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全民炒股论”。董辅的意见是“关于全民炒股，我认为是好事”。吴晓求则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全民炒股容易引起决策层的反感，这是具有煽动性、干扰性的用词”。韩志国认为，“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可以试想一下，没有全民炒股，国企解困的钱从哪里来”。
关于“没有规矩的赌场论”。萧灼基批评说：“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样说说还可理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那样说就不严肃，有损形象，令人遗憾。”他进而推演说：“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韩志国说，“（持赌场论者），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关于“市盈率过高”。萧灼基认为：“看待市盈率要考虑我们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商品价格自然会高，还要考虑相关因素，只考虑市盈率不考虑利率是不对的，所以，市盈率很难做国际比较。”董辅则做了比较：“如果比较市盈率，我们比日本的市盈率还要低很多，日本的市盈率要到80倍甚至100倍。”
关于“庄家”。曾经担任《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说：“因为出了几个庄家就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不符合事实……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吴晓求说：“何为庄家？按我的理解，庄家就是主力，就是大户，不能说钱多就有问题。美国市场也有主力，各种基金动辄千亿，不是庄家是什么？主力的作用是保证市场的正常流动，没有主力，没有庄家，证券市场只会是一潭死水。”韩志国说：“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泡沫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也没有市场。”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赌场，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吴敬琏讲‘市场’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却激发了那么多人的不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也许是最耐人寻味之处。”一个叫薛涌的美国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自1月14日之后，吴敬琏就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周南帮他推掉了所有要求访问的请求。这时，他身在上海，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班讲课，每周讲4天，每天讲7个半小时。这位自小就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到了晚年却出乎意料地健朗，这连他自己都有点惊讶。发生在北京的舆论风暴当然干扰到了他的心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面对的似乎是乱箭齐飞的状况，所谓的“是非”，并不像过去那样的泾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辩越糊涂。他不是一个喜欢戏剧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恳谈会开过4天后，2月15日，吴敬琏出现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研讨会”上，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他没有讲话。在做了题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学术报告后，未等会议结束，他便在大会保安及随行的“保驾”下，悄悄“撤离”会场。不过，在大饭店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厅门口，正在打手机的他还是被紧追不舍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拦住了。
记者问：“对5位教授联手开会驳斥你的观点有何感想？”吴敬琏说：“我没仔细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让大家来判断这件事。主要得看意见的正确与否。正确的意见占上风，就有正面的作用。现在到底谁是正面谁是负面，还得让大家来判断……现在不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批判的，而且是专门针对我说的话。我一说，马上会有人批判。其实在刊物上，已经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辩了，因为再答辩的话，我们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甚至会完全不行的。”
整个对话只有10分钟。记者在刊发的稿件中揣测说：“当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和中国的股市发生矛盾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势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掺杂了诸多因素在内的中国股市作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道理上应该去保护它。但如果为此而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辩论将无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曲终人散后，它所引发的问题真正解决吗？此时，吴敬琏的沉默也许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吴敬琏的人都知道，这位外表温润的南方人其实有着特别倔强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或妥协的。就在那段时间，他白天讲课，晚上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撰写论文和编辑旧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建议他把自己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梳理成册，他同意了这一意见。
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如期召开，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吴敬琏已“无处可逃”，他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被上百位记者团团包围。媒体报道说：“在政协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不堪其扰的“两会”新闻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个安排，它通知全国媒体：9日下午，吴敬琏将在京丰宾馆召开一场个人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吴敬琏一坐下来就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记者们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答：“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董辅教授也说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如果（炒股）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吴敬琏还有感而发地谈及了他与一些学者的分歧，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在讲完这些话后，吴敬琏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吴敬琏南下江苏，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讲座，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中国股市泡沫经济是存在的，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庄家是触犯刑律的，庄家也是触犯民法的，而且庄家和上市规则也不吻合，但现在谁都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体上还可以公然讨论‘跟庄走天下’，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股市现状太不正常了。别人不说，我岁数大了，不讲白不讲。”同时，他反对政府用托市的办法来“拯救”股市。
3月24日，吴敬琏在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再谈股市异象及经济界的腐败现象。
他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那么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否因为改革理论的匮乏而造成的？吴敬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的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80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市场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吴敬琏的这段言论是十分严厉的，他的指责对象直指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出版。它不但出现在全国各大书店，甚至还被摆放在街头的书报摊上，这在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吴敬琏专门写了长达2万字的前言《股市七题》，将5位教授与他的争辩论点分为7个，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决定以此作为争论的总结，从此不再开口。
在这篇前言中，吴敬琏进一步强调了他对股市无序、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担忧。他认为，当前中国股市的股票平均换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换手率达499.1%，明显处于过度投机的状况，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他写道：“看来我对股市功能定位的设想的确与一些证券专家有原则的分歧。例如厉以宁教授曾经有一个‘击鼓传花’的传神比喻，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说，股市是可能全赢可能全输，就像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停了，‘花’在谁手里谁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轮鼓声再起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花’传出去。”他不能同意这种“靠‘击鼓传花’游戏就能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
他似乎还特别在意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人对他的动机和专业能力的批判，因而专门就“专业精神”与“平民意识”发表了一番评论。他说：“老实说，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门学问，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数场合还要进一步作应用性的研究，提出规范性的意见。依我看，这便是最起码的专业精神，而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结尾部分，他写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诘难，有些来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们在过去为实现市场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对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不过我总是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双方的论点互有交集。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2？245.42点，3天后，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市场担心证券供应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股价操纵行为泛滥，内幕交易层出不穷，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股价由此一路走低，开始了绵绵数载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最低谷，前后历时整整4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