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个被自我愚昧了几十年的民族，沉醉在粉碎王、张、江、姚的举杯同庆的伟大胜利之中。倏然间十亿人打开禁锢了几千年的龙门，突然发现先进的国家早已在自己大唱“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年代，就已经开始用电子计算机把握着国家命运了。全球性的信息技术革命使龙的民族猛然发觉，倘若白已再关门自守，贫困和愚昧的加剧将使整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了！

    “打开大门，本世纪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位求实的伟人清醒地告诫人们。

    于是，堵塞的羊肠小道被交叉纵横的立交桥所代替，一式的龙檐黄墙被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所淹没……

    沉睡的巨人一下屹立在地球的东方，国民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二、十五、十八甚至二十几的速度递增，几千万家庭涌向商店，购买电视机、冰箱、空调机……

    形势“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要好！”“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喜人的指标，疯狂的潮头。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突击阶段，恨不得一步赶上先进的西方国家。

    历史总是充满了辩证。当中国人对一人工作一天能抱回一台彩电的美国社会羡慕至极之时，“腐朽的”美国人却异常清醒地在惊呼一个令人毛骨悚熟的问题：“人类再照此随心所欲地发展，地球不久将毁灭！”这个结论绝非仅仅出自一些科学家之口，连总统先生都开始紧张起来。

    1977年5月，当中国政府正在拟定上马180个重大建设项目时，美国总统卡特却在5月23日向国会提出一份关于全人类的环境咨文：

    环境问题是不爱国家疆界限制的。美国和其它国家近些年来已开始注意到，通过国际努力以保持共同的环境的迫切性。

    作为这个步骤的一部分，我正在指示环境质量委员会和国务院，会同环境保护局、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以及其他适当的机构共同合作，对世界的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到本世纪束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将作为我们制订长远规划的基础。

    一年以后，由海洋、国家环境和科学事务助理国务卿托马斯.R.皮克林和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格斯.斯佩思落款的一份呈文送到了总统手里，这就是有名的《公元2000年的地球》。

    托马斯和格斯的呈文中写道：

    我们在报告中所作出的结论，颇为令人不安。它指出，到2000年时，可能会发生规模惊人的世界性问题。环境、资源和人口的压力正在加剧，并将日益决定着地球上的人类的生活质量。这种压力已经严重到难以满足千百万人面对食物、住房、健康和就业的基本需要，或有任何心头的愿望。与此同时，地球的负担能力——正在下降。地球的自然资源基础正在逐渐衰弱和赞化。如果想要改变这种趋势，并使这些问题减轻的话，即将需要全世界以坚定的新的进取精神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保护和恢复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

    “人类已经进入了共同为延长地球生命而奋斗的紧急关头！”代表数以千计的一流的世界大科学家意见的两位先生向总统疾呼。

    “应该把托马斯和格思从白宫赶出去！”尽管有为数不少的产业大财团的豪富鼓动卡特这样做，但总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在修订合众国的战略决策时，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列入了决策的首位。

    一切清醒的有识之士都感到了美国政府的“地球危机意识”绝非是一场“胡闹”。敏感的联合国首先做出了反应，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教科文组织进入了最紧张的工作。包括1981年8月在内罗毕召开的“新的和可更新的能源”会议在内的“人类环境”、“人口”、“粮食”、“人类居住地”、“水”、“沙漠”等一系列大型会议在七十年代末就开了不下十个。科学家们争吵的沸声达到了极点，结论依然一致：人类需要迅速携起手来，共同为遏制破坏地球生态的行为而拼搏，包括与过猛的人口增长、过猛的建设速度，以及不把人类环境放在眼里的行为做坚决而果断的斗争，否则上帝会严厉的惩罚！

    力图迅速摆脱贫困的中国并没有“过分”重视这些问题，以致在人类的大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人口大爆炸，使其超过了整个国力；建设速度的过猛膨胀，民心开始失去平衡；提着菜篮子骂娘，把报纸撕成碎片擦屁股，两口袋塞满钱币又梦想再添个情人……但是，刚刚从贫困中挣脱出来的12亿人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现实已经逼近自己的头顶，那就是为世界各地的著名人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惊恐的“灾神”。

    灾神已经笼罩着整个地球，已经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所有的生灵。

    1981年，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四川大地。正当农民们踩着欢快的鼓点、大唱发家致富赞歌的时候，进入夏季的盆地忽然一反常态，龙王爷好像喝醉了酒似的，一泻就是好几十天。顿时，四川盆地真的如同盛了满满一盆水的大“盆”。河水猛涨，庄稼被冲，大批房屋散架，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

    8月16日，以彭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刚刚抵达成都，省长谭启龙又被防洪抢险救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叫去。

    “省长，广元军师庙大山崩塌，宝成铁路线受阻！”秘书打开文件夹，“这是县委和军师庙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记录。”

    记录这样写着：

    9点40分，位于军师庙的火车站旁边的山崖突然发生松动，值班人员刚要发警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个小山头似的石崩随着湍急的洪流从近百米的高处飞溅而下，一眨眼工夫就冲向铁路。这时，铁路上正停着刚刚开来的164次旅客列车。载有上千名旅客的列车上顿时呼声四起，反应敏捷的火车司机刚想启动，可是巨大的石块像雨点般袭向车上的旅客……

    “伤亡怎样？排除崩塌需要多少时间？宝成铁路是四川的大动脉，分分秒秒都是黄金呀！”谭省长火烧眉毛，气喘喘地跑到中央慰问团那里。他要请示中央，让铁道部协助，务必保证宝成线畅通无阻。时间就是金钱，四川要腾飞，离不开铁路大动脉，而出事的这条线正是承担60%川运任务的要道。

    “谭省长，我要转告你一个更坏的消息。”彭冲团长异常沉重地对谭启龙说，“刚刚接到中央的电话：差不多与军师庙崩塌的同一时间，陕西阳平关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山地崩塌，812次货车颠覆七节车厢，一辆电车翻入嘉陵江……造成的损失和伤亡情况现在尚不清楚。”

    这就是震骇中外的宝成铁路“8.16”惨案。

    8月16日，军师庙与阳平关两处崩塌，直接经济损失350万元。

    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相当于一座30层的摩天大楼在地平线上消失得一无影踪。

    9月3日，当中央、地方政府和铁道部门尚未从“8·16”事件解脱出来，812次列车还在嘉陵江灌水之时，在军师庙的同一个地方又发生了一起比“8.16”危害严重10倍的罕见大滑坡。25000立方米的巨大山石滑坡流从几百米高的山坳上汹涌下泻，将宝成铁路的钢轨一直推至滔滔的嘉陵江对岸，整个嘉陵江截流时间达12分钟，上游的水位抬高15米。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情景！

    七年后的1988年的一天，我来到军师庙崩塌与滑坡旧址，站在江水湍急的嘉陵江岸边，崩塌的山体仍然清晰可见，滑坡留在江边的残物也举目皆是。但是，独不见有谁在这里竖一块牌子，让后人记住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死亡事件。

    我来到军师庙车站，站上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地回忆说：“那天我刚上班，领导就对我说，要做好上连班的准备。你不知道，咱这地方不大，可在铁路上却是挂了名的地段。几乎每年一到夏季就要出现好几次断线事故。1981年的夏季，咱这儿一连下了好几天雨。线段就开始紧张起来。打8月16日那天出现崩塌，全站人就每天加班，赶着全线通车。9月1日，线路好不容易通了。在164次列车上受伤的二十几名旅客中，有两位是外地人员到成都度蜜月的。女的在16日那天头部受点伤，男的就一起留下来陪女的养病。几天后，女的伤病减轻，俩人决定乘9月3日的车回去。当时时间还早，这对小夫妻就到嘉陵江边玩。他们踩江边的水玩，还倒在地上亲嘴。我们站上的几个小青年几次跑去偷偷地看，挺羡慕的。谁知天公作恶，我们只听一声巨响，就见江岸的山坡突然像玩魔术似的游动起来。不好，又要大滑坡了！我们这些人干了多少年铁路工作，都知道大难又临头。这里虽然整年不断灾，可像眼前的这种滑坡势头谁也投有见过。我们全被惊呆了，傻乎乎地瞅着山体仿佛整个儿地在大滑动。那钢轨铁道好像是铅丝做的，泥石流根本没费半点劲就把它掀到了江里，那嘉陵江涌起的水柱总有百米高。平时里急得吓人的江水一下被几万方的石流截住，临近江岸的小树、房屋、通道全被突起的江水淹了个精光——啥是山崩地裂，这才是呢！我们站上的那些人一个个像兔子似的向高处的山头奔命。许多人来不及跑就被淹在江里了。十几分钟后，截住江流的泥石承受不了江水的落差压力，终于决口，嘉陵江这才重新恢复了通流。在岸边，我们见到了那个养好伤的女青年。可她的新婚丈夫却不在了。那女青年双手紧抓着那个男的的一顶草帽，面对湍急的江面哭干了眼泪喊裂了嗓子，可是她的阿钟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

    听来像是一个悲哀的童话，可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有多少活灵灵的生命被无情的“天外”来的灾难夺去？我不得而知。

    我所知道的是，仅1981年一年，发生在宝成铁路线上的由于泥石流、滑坡、崩塌而造成的灾难就达886起。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这类死亡事故不像飞机出事或交通事故能给当局者和普通百姓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人们把它列为“自然界的正常灾难”。然而，这个“自然界”并非是个无机物世界。当温和的人类向它伸出友善的手时，它给予我们的是粮食和空气；当你对它的痛苦或创伤置若罔闻时，它会给你爆炸与毒药。

    宝成线东起陕西宝鸡，跨渭河，沿清娄河攀绕而上，穿越摩岭、分水岭、顺嘉陵江迂回南下抵广元；再沿龙门山脉边缘南行，而后入巴蜀四川盆地。蜿蜒崎岖几千里，是历史上有名的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话虽然成了古人名言，然而，蜀道自1958年火车通车投入运营以来，尽管效益卓著，可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非常人所能想象出的。单说1981年那场大灾的修复费，就达3亿人民币。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采访了从事宝成铁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鄢毅工程师。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宝成铁路打修建起，灾情一直趋于上升状态。初建的前三年是高峰，各种灾害达2136处。从1962年到1993年，这三十多年间的灾害成倍增长，危害之大举世罕见。三十多年来，全线受灾次数无法统计，只能把那些造成严重损失和伤亡事件的算进去，每年平均在百次以上。

    1989年1月7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说：“宝成铁路的灾害是中外铁路建设史上所罕见的，国家在它身上所耗费的整修费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筑路的全部投资。”当年筑路的投资是每公里113万元。这笔账是可想而知的。

    仅仅是全国铁路总干线之一小部分的宝成线，国家每年就损失那么多钱，那么整个铁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我们白白丢掉的又是多少呢？

    我的心头异常沉重。我想起了江边那位痛失亲人的姑娘，想起了工厂、农村的人们为了给国家创收而洒下的成江成河的颗颗汗珠……我的心在疼，恨不得能有潘多拉的回天之力，让一切天灾地害一扫而光。可我无奈。据说总理和铁道部长对宝成铁路上每年发生的灾情亦无能为力，可又不得不管。这个“包袱”实在不轻！

    “这就是自然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违反了自然规律所酿下的恶果！”鄢毅说，“宝成铁路出现目前这种状况，首先在于它的‘先天不足’。1950年，为修筑这条高难度的重要铁路，在宝成南段勘测设计的竟然仅仅只有一名矿山地质工程师和三台钻机。对许多极为复杂的地质现象，仅凭这样一位一般的技术人员的努力做出判断，能保证其质量吗？就地理而言，横亘秦川大地的宝成铁路有四大‘灾星’相克。陕西地段的线路位于秦岭山脉。每年当宝鸡春回大地之时，成都早已是桃红柳绿，而秦岭、凤州到四月五月却依然是雪花纷飞，银装素裹。雨水洪暴是宝成铁路第一灾星。全线上段贯穿的秦岭和龙门山脉，一则为震纪挤压构造带，是岩浆活动强烈的火断裂，一则是由复式褶皱及断裂岩体组成，这就等于宝成铁路是建在两幢随时可能活动的大屋脊上，此为灾星之二。灾星之三是整个线路的路基是呈几字型，最高的海拔与最低的海拔落差达几千米，而路基又都处在山地斜坡上，侵蚀的地貌每时母刻都使宝成铁路面临着釜底抽薪的危机。四为路基的岩体变形导致整个线路处在随时可能弯曲弓长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这么说，宝成线全线都处在四面受敌的重灾之中？”

    “一点不假。我们花了近三年时间调查，发现明显的灾害点就有1100处。这些地方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其范围和势头者不亚于‘8·16’灾情，大都又是一触即发状态！”

    “面对死神，我们难道就束手无策？”

    “当然有！”鄢毅非常肯定，随即又变得异常锋利，“很多人以为宝成线的灾情是大自然天生的。灾害并不可怕，拥抱死神也并无多大畏惧。真正可怕和畏惧的是我们人类还不明白这些灾星险处中人为造成的竞占77%！那些本来就是岩体断裂、壁峭崖峻的山坡，你把它身上的植被啃得光光的，雨水一来，它能不崩塌滑坡吗？大山和隧道边，有人肆无忌惮地凿洞挖矿，开山取宝，这又怎么能不让依托铁路的大山塌陷崩裂？”

    在中国，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人人也都明白，假如用刀在一个人的大动脉上剜一个又一个血口，那么这条大动脉就会很快变成僵尸。

    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此一时彼一时，人们又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人的悲哀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