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当中纪委的有关部门向我介绍梁雨润的事迹，看完《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后，我一方面对梁雨润同志的事迹表示敬意，但同时内心却存几份怀疑。中纪委领导和报社给予梁雨润“百姓书记”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称号已经离我们了太久了，所以一旦出了这么一个真正的百姓书记，我反而觉得有些突兀。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正如有些群众说的，现在的干部不贪就是好干部了，而不贪又一心一意想着老百姓的事，并且充满感情地为最基层、最普通、最无“回报”价值的农民们着想，确实在我们的现实中不是太多，或者可以说确实太少了。
是否决定采写梁雨润，即使在看完中纪委的领导对他的评价及各媒体对他的各种报道之后，我仍然拿不定主意。但是后来通过夏县纪委，拿到了一盘一年多前梁雨润奉命调任运城市纪委副书记、离开夏县时数百名群众欢送他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使我产生了非采写他不可的念头。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像电影和小说里所表现的热烈场景。生活中的真实确实常常比艺术中的真实更能打动人。从那盘录像的拍摄质量看，摄像者显然是临时到现场仓促摄制的，但它仍然丝毫没有减弱其感人至深的场面效果。
梁雨润离开夏县赴运城市委任职的那一天的八九点钟，他和县委、县纪委的同志握手告别，正准备走出县委大院上车出发时，突然看到县委大院门口一下来了数百群众。那些群众见梁雨润一露面，便锣鼓鞭炮齐鸣，一幅幅写有“百姓的好书记”、“夏县人民想念您”等内容的横幅与标牌，高举如林。群众纷纷向梁雨润涌过来，与他又是握手又是争着照相。而梁雨润则一边一个劲地说着“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走嘛？”“你们村要到这儿几十里路咋这么早就赶过来的呀？”一边不停地推辞着农民群众塞过来的红枣、鸡蛋和匾牌什么的。这时，不知哪个村的一位妇女突然挤过人群，拉着梁雨润的手，一个劲地哭着说“梁书记您不能走，我们不让您走……”这时，我看到画面上众人纷纷在抹泪，跟着在高喊“梁书记我们不让您走！”“一定要再来！”我看到梁雨润一边回应大家说：“大家放心，我会经常来的！”说着说着，这位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大干部”，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这一刻情景叫人无比感动。
我在看这段录像时，也忍不住掉下了热泪。因为我知道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今天的人民群众在欢送自己无限热爱的一名干部。都说纪委干部是“铁包公”，而梁雨润到夏县3年间处理的重大案件不下200多个，在那些生与死的斗争考验面前，他所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包青天”形象，即使是在为群众解决困难时，他也常以惩恶扬善的严肃面孔出现，而此刻的他，竟然哭得像孩子般的纯朴，热泪淌湿了他的胸襟，他也不去理会，似乎完全忘了当领导者的形象了。
我看到这时的画面上有一群特别显眼的群众，他们数人扛着一块巨大的镜框正朝梁雨润走来，后面是一队穿着鲜艳服装的农民妇女。当他们来到梁雨润面前时，一位村长模样的汉子先是代表全村人说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然后赠上那幅巨大的镜框。接着那队穿着鲜艳服装的妇女们开始边唱边跳。一看便知这是农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舞姿几乎都是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样式，曲调也是那个时代的，但她们一招一式的认真演出，将整个场面推向了高潮。我当时记下了她们唱的小曲内容：
各位领导你们好，听我来把歌儿唱，
今天不把别的唱，专表咱的梁书记。
梁书记呀心向民，哪里不平哪里去，
秉公执法攻难关，夏县人民的梁青天。
苦事难事他都办，为了百姓天不怕。
师村打井有争端，梁书记坐镇解难题。
清水长流葡萄地，致富日子万年青。
做官的要像梁书记，祖国江山更美丽。
后来我知道，这既不是明星唱的，也不是作家写的歌词，是夏县裴介镇师村的一位近50岁的大婶写的。她不仅写了这首歌，而且拉着几位同样年龄的村嫂们编演了这出名为《梁书记是咱百姓的好书记》的歌舞。
也因为这出令我感动无比的节目的原因，所以到夏县后我提出一定要到那个师村看一看，看看那里的村民为什么要用如此隆重的形式来歌颂梁雨润。
那天到师村后，我提出还想亲眼看一看村嫂们的那出《梁书记是咱百姓的好书记》的歌舞时，不想村嫂们欣然答应，并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就专门为我进行了一次“专场”演出。4位平均年龄40多岁妇女，有板有眼地在我这个北京来的客人面前边歌边舞，一点没有做作，自始至终，表演得认认真真，使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在今天的农村，除了四五十岁的人和还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以外，是不太可能再有年轻一点的人了。年轻人不是在外打工，就是在外读书。留在村里以种田为生的多数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人们不会唱流行歌曲，也不会跳现代太空舞之类的东西，他们有的依旧是二三十年前他们年轻时代的那些歌与舞。这些其实在他们身上也早已遗忘的东西，如果不是特别原因，我想农民们是绝对不会重新将这些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过时的东西拿出来的。
但师村的村民们竟然将这些落伍的“看家本领”在今天拿出来，实在是他们认为在尽自己的所能做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她们是在完成全村人的一个重托，这个重托显然是为了还一个心愿，一个无法让他们忘却的心愿。
这个心愿是对梁雨润的一片崇敬和热爱。
我们的人民就是这么好，当他们认为你在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时，他们可以甚至不惜生命地支持你、爱戴你。这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几十年里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
师村农民对梁雨润的那份浓烈感情，是与他们如今飘香四方的葡萄园的兴旺相关的。
这个有几千人的大村，有一群不甘贫穷的庄稼人。早在七八十年代，他们在党的政策召引下，便开始向贫穷的日子宣战。然而在黄土上挥洒汗珠换金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问题的关键是这儿水源匮乏，加上人畜饮水需求量越来越大，原有的地下水也在一降再降。如果想在干裂的土地上有所作为，离了水的可能性几乎是零。20多年来，师村人倾尽全力，将井越打越深，然而几乎每一口300米以内的深井，都是无水可见，留给村民的却是沉重的债务和雪上加霜的日子。
上世纪年九十代以来，师村附近一带的农民开始种植葡萄园，特殊的土质，加上充足的水源使周围一些有头脑的农民富了起来，师村人更是如坐针毡。恰在这时本村第一村民组的许氏兄弟，在外做工赚了钱后便回到村里，出资10余万元打了口一320米的深井。因为此井是属于许氏自家出钱打的井，别人要用水，得以每小时30元价格来买水灌田。人家许氏兄弟以井卖水，合理合法。师村广大村民不用又不行，用了许家的井水又心疼，一个字——贵！
1998年年末，该村第五、第六组村民们商议：集资打口深井，以结束到许氏那儿买水的历史。两个组的村民踊跃响应，有钱的没钱的都在准备着一份打井的筹款，一份耕作葡萄园的成本。时间就是来年的收成。大伙儿集资十几万元，便请来打井专业施工队，开始轰轰烈烈地打起井来。可是刚一动工，许氏兄弟跑过来大喊小叫地让停下来。
“你们在这儿打井是违法的！马上给我停工！”许氏兄弟说。
“违法？你许家可以有井，我们几百户村民就不能也有口井？咋，非得花钱到你们家买水？”五、六组村民回答说。
“政府文件明文规定，凡用于灌溉的深井不能在500米以内有两口井出现。你们的井点违反水法。必须停工！”许氏兄弟理直气壮。
想打井的这几百户村民急了：打井队已请来，每天干不干都是500元的工钱，有合同在。这是其一，其二，来年开春将至，几百亩刚刚备好的葡萄园圃更是一笔大成本，不打井没有水不是全白费了？不行。赶快想法子。
村民跑到镇里县里问到底是不是“水法”有这么个规定？
是有这一说。镇里县里的水利部门干部回答说。
五、六组村民不信：这地是咱全村百姓的，你许家能打井，我们几百户人家集体组织起来的反倒不能打井了，这是哪门道理？
打！土地爷留下的地下水，我们凭什么不能要？打井的机器又隆隆响起。
“他们这是成心！狗日的穷疯了想抢我们的金饭碗呀！”许氏兄弟朝本村的爷们娘们挥手道：“想今年种葡萄园发财的，你们就跟我把五、六组正在动工的井架给砸了！我给你们每户降2元的水费！”
有好处嘛！走，砸了他们的井架！许氏家族和本组的村民，举着铁棍和扁担，浩浩荡荡出动了。正在施工的打井队见这阵势吓得丢下手中的活计只管奔命。
“砸呀！砸——”这还不容易，稀里哗啦，不用几分钟，整个工地便一片狼藉。
五、六组的村民闻讯赶到时，许氏兄弟和一组的村民早已“胜利”而归。“天哪，他们咋这么狠呀，还让不让我们活啦？呜呜……”妇女们心疼地拾起散落一地的断管残料，心疼地痛哭起来。
“太欺负人了！兔崽子们，我们跟他们拼啦！”一些年轻力壮的爷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挽起胳膊，大步流星地朝许家和第一村民组居住的地方冲去。
“不能蛮干，打架会出人命的呀！你们不能去！快回来——！”师村干部及时赶到，横说竖说才把几十位五、六组的爷们拉了回来。
村干部像求菩萨似地安抚好五、六组村民后，立即电告镇政府领导，请求前来解决。
镇政府不敢怠慢，又电告县水利部门。领导和专家火速赶来，经过实地察看，认为五、六组村民选的井位确实不符合水法条例规定。于是动员村民重新选点。
第五、六组的村民们不干，说：“我们是自己集资打的井，换了地方打不出水，谁给钱？还有，今年马上开春用水，耽误了这一年收成，又谁来赔我们？”
有人悄悄把打井队请了回来，然后又连夜动工。可这打井的活儿没法躲着藏着，这边刚刚恢复打井，那边许家和一组村民们就知道了。他们操着杀猪刀和铁棒，再次向打井工地冲去。
重新机声轰鸣的工地上，五、六组村民这回早有所备，几十个全副武装的青壮年手持木棍和钢钎，严阵以待。
“停工，马上给停下！”
“凭什么？打不出水来前我们坚决不停！”
“不停就砸！”
“敢你们——？！”
于是眼睛见红的双方村民步步紧逼，先是嘴仗，继而手仗，随即是铁具大战。
“打啊！”
“拼啊！”
尘土飞扬的田野上，顿时一片“叮叮咣咣”的碰撞声和“爹啊妈呀”的哭叫声……
“公安局的人来啦！”
“救命啊！快来救命啊——！”
正在双方大打出手之时，公安民警闻讯赶来，并在领导的指挥下，迅速将械斗双方隔离开来。然而双方发现谁也没有赢得半点胜利，许氏兄弟和所带领的第一组村民流血的流血，倒地的倒地。开工打井的第五、六组村民辛辛苦苦重整的工地又是一片废墟。
“再不能打了！好端端的师村，几世几代都是相亲和睦的村民咋到我们这一代就全给毁了呀？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不要对打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村长、村支书在那一段时间里不知自己是人还是鬼，一面上级要求他们必须保证不能出事，特别不能出人命的打架械斗，一面要确保不能在双方未协调好的时候再开工打井。可是还有谁听他们的话？
“不打井可以，你们让许家免费供我们井水浇地。”五、六组村民说。
“免费供水给他们？你说的？哼，想什么美事了？你给他们付钱？”许家说。
村干部没辙了，又只得跑镇里县里去求领导出面解决。
领导不能不来，但来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边坚持要继续打井，一边坚决不让。这阵子真是苦煞了村干部。上面的领导拍拍屁股走了，却在临走时扔下一句话让村干部一分钟都不敢合眼：天大的事都可以不干，唯独不能出一条人命！这不等于一道杀身成仁的命令吗？
但是，急红了眼的对峙双方，早已视水井重于生命。为了捍卫各自的水井权利，他们已经做出了决不后退的选择。
“队、队长，再下去真要……要出人命了！赶快想法子呀！”一日，村民代表李引兰跌跌撞撞找到六组组长李学党，连说话都在浑身发抖。
“走，咱们找上面去！”
李学党和李引兰从这一天开始，几乎天天往镇上县上跑。两人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经历可以独立地写成一本书。李引兰40多岁，一副当年郭凤莲式的“铁姑娘”形象，她是村组里的“妇女队长”——虽然现在这个职务在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编制”，但李引兰在本村的姐妹们中依然享有这样的威望。在我采访她的时候，这位“铁姑娘”竟然声泪俱下地说她活了几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但从来没有吃过跑“衙门”之苦——
“那会儿村里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能早点开工打井，庄稼地里大伙儿种的葡萄娇气，最怕没水儿，我们黄土高原的土质干燥，老天爷又连眼泪样的水滴都不落下，村民们急得火烧眉毛，白天黑夜想的就是给苗儿浇水，可是打井的事又僵在那儿，那正像要大伙命似的。碰上这样的大事，大伙儿就找到李学党队长，合计着咋来解决这件难事。我们村民受毛主席教育多少年了，不是不明理上面的法规政策，可现在事情变化了，许家兄弟他们有钱打了井，然后霸着一方天地，你要用水人家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你没法子儿。本来大伙心里就有气，说这跟解放前的地主有啥区别？现在叫啥市场经济，人家先投入了，就先得益，咱没啥说的。可我们也得吃饭呀！没水咱这儿的黄土咋整出苗苗儿？人家用《水法》来挡我们打井，咱没法，就只能找上级来说话。你可不知道，现在找人办事难啊，难得真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似的。你别笑，真的。那些天里，我对李队长说，你就别再拉着我往县上跑了，我宁可忍受生个娃的苦痛，也不愿吃这找衙门的苦。为了打不打井的事，村上的人已经逼到没路可走的地步，咱们村民们传统呀，总觉得政府办事可靠，能解决下面的事。政府也是我们农民们的依靠呀！不靠政府我们还能靠谁？这么着，我和李队长受大伙儿之托，就往镇上县上跑，开始往镇上跑，后来觉得镇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事，便往县城跑。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大伙儿给我们凑钱上城里找领导说事，不易啊！我们跟李队长又舍不得花大伙儿的血汗钱，就尽量省着钱不花。咱农家人，在家说啥也饿不死人，实在不行上地里挖一把草也能对付一阵。可在城里不行。弄口水你都得花钱，一瓶矿泉水就得两三块。有一次我拿着空矿泉水瓶，看到一个户外水龙头，便上前灌了一瓶，你不知道人家说啥，说我咋连乞丐都不如，人家是来讨饭的，说我咋连水都要讨呀，而且不知打个招呼？我当时被说得真想掘个洞钻钻。人家可没说错呀！到了晚上我们就更难了，再便宜的旅店也要一二十块钱，我们住不起。就找那些旮旯角落缩一夜。李队长李大哥人家是汉子，又是党员，觉悟高，怕人家夜里巡逻的派出所干警找麻烦，整宿整宿地不敢合眼，又离我八丈远的，我知道他心里在想啥，他是怕那些夜巡的警察把我们当不干正经事的一男一女给抓了。他这么着做，我不是更不好独自呼呼睡嘛！这深更半夜的在街头巷尾像夜游神似的，让别人看着可疑，我们自个儿也觉得咋整都别扭。可没有办法，我和李队长知道家里的村民们都急到要跟人家拼命的份上了，还有啥苦啥罪受不了？不瞒你作家同志，我和李队长两人在县上跑了30多天，你猜我们连车费和吃饭等费用共花了多少钱？153块！而且我一笔笔还都有账的呢！你想想我跟李队长在那些天里是过的啥日子！咱是庄稼人出身，吃苦受累扛得住，可想不通现今找当官的办事为啥这么难。在那些天里，我跟李队长天天往县里的几个部门跑，我不知道那些当官的和吃着皇粮的干部为啥对我们农民的事那么不上心。有一次我们听说一位领导在办公室，就专门去堵在他的门口。那天是星期四，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刚露面还没说话，人家就先把我们嘴边的话堵了回来，说他有会要开，得马上走。我们说我们有急事，用不了几分钟请领导听一听情况。人家领导就开始不耐烦了，挥挥手，说等下午再说。我们只好等下午。可到下午上班时，这位领导倒是回来了，但他已经连话都说不清了，而且是被几位助手扶着进屋的。我们以为领导出什么事了。凑近一看，原来他喝醉了。没法，我们就呆在门口等他酒醒。这领导中午也不知喝了多少酒，一觉醒来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见他摇晃着从办公室走到厕所，我和李队长像松了口气似的以为他该有时间听听说我们的事了吧。哪知这领导真是架子大，李队长只开口说了句‘我们村……’三个字，他就连连摆手说我的头还糊涂着呢，你们村的事找你们村干部去管。我指指李队长说他就是村里干部，可李队长解决不了那件事。这领导一听就提高了嗓门，一脸怒气地冲我说：你们自己村上的事村干部管不了，找我们有啥用？回去回去吧，没看已经到下班时间？说着他就收拾桌上的皮包，站起身赶着我们出他办公室。我和李队长再想堵住他听听我们想说的话，这时一位秘书模样的人过来，拉拉那领导的衣袖，轻声说着啥晚上已经在某某宾馆安排好了一类的话。那领导听后立即点点头，夹着皮包连头都不回就钻进了汽车。我和李队长猜想人家真是又去哪个宾馆吃香喝辣的了。可人家是领导呀，吃香喝辣的也算是工作不是？我和李队长寻思着你领导晚上吃香喝辣的咱不好挡，但你第二天总该还要上班吧？头天你有应酬，后一天也总该上班办公了吧？这么着我就又和李队长露宿了一夜街头，等着天明见那领导。不怕你笑话，我活这么大一向能吃能睡，白天干再多活，晚上也能呼呼大睡。可没有想到为了村上打井的事，我居然在城里求见领导的那几个夜里困得眼皮打架也睡不着觉。想想村里的人都在等着我和李队长来县上找领导解决问题的那焦急劲儿，我的心就像在火里烤一样。因为等着第二天要见那领导，我和李队长就在人家的机关大门口的一个墙角下缩缩身子又露宿一夜。我和李队长谁也睡不着，他在旁不停叹气，我就抬头数天上的星星，那夜真长啊！长得我都觉得一夜就能把我的头发等白了。我盯着天上的星星数啊数，后来觉得浑身发冷，也不知什么时候觉得一缕晨光照在脸上。我打了一个冷颤，醒了，看看大街上还是没有一个人，却发现有一缕银白色的丝儿挡在我脸上，我用手一扯，丝儿断了。我定神一看：啊呀大叫了一声！把旁边的李队长吓了一跳，他忙问我啥事？我拿着手中的银色丝丝儿朝他伤心地大哭起来，说队长你看我的头发咋一夜就白了呀？李队长也愣了，说是啊，以前没见你小兰头上有那么多白发呀！看我越哭越伤心，李队长就逗我，说我还是队长，等队上的井打成后，就冲着你小兰这次上县城跑出的每一根白头发，给你家多灌一小时的水咋样？我听了他的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后来我们总算等到那领导上班的时间。我就是不明白为啥急出人命的事，一到了上面，一到了那些大官那儿就啥也不是了，还不如人家吃饭喝酒重要？我和李队长想，头天你领导应酬了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也算可以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可第二天你总该像模像样办些公做点事吧？人家偏不！一见到我和李队长，就嚷嚷起来，说你们怎么赖着不走啊？说你们就是有急事也得按程序办啊！我就问啥叫程序呀？那领导便斜了我一眼，说连程序都不懂你们就瞎嚷嚷要我办事办事？咋办？全县几十万人都像你们这么着找我，我给谁办？又不给谁办？李队长就赶紧过来赔不是，说我们是按程序来见您领导的，来找您领导也是你们办公室的秘书指点的。那领导一听就更火了，说啥指点的，明明是你们两个死缠着秘书非要见我不可！而且擅自闯入我的办公室，要都像你们俩，我还怎么个工作？他这么一说，我和李队长当时还真的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一个劲地向人家赔不是。等我们反应过来该向那领导‘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时，却发现人家领导不知跑哪儿去了。再问隔壁的人，都说不知道。当我和李队长急得团团转时，有个模样蛮像好心人的过来劝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五了，估计你们不会再见得到领导了，要不你们星期一再来。我一听就拍腿大哭起来，心想转来转去还要等几天，这不天都要塌下来了吗？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好冤枉啊，越想心里越觉委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气的是我这么委屈，人家那些干部们却在一旁窃窃私语说这个女人一定是神经病。你说说，我们当农民的在人家眼里咋就这么不值钱嘛？啊？我看看那些机关的大门上都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可咋真轮到他们该为人民服务时，咋就这么个德行呀？我想不通……”李引兰抹着泪水，两眼直盯着我，希望获得答案。
我无法避开她的目光。但我只能向这位农民摇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个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上极其复杂的现实痼疾。
这时李学党接过了话茬。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好作风到了今年就不被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本该为人民办事的人所看重呢？我今年快50的人了，党龄也不算短了，在村上算是老党员了。我是村民组长，全国最小最底层的官儿了吧？当然在官场上谁也不会把我们当成事，可在村里不一样，村民们啥事都会让我出面，啥儿女老人们的婚丧嫁娶，夫妻之间的吵架拌嘴，邻里间的纠纷争执，没有不找我们来出主意想办法的。这几年大伙儿看到别的地方致富了，自己还在啃馍馍，心里着急啊！你说我们这些村干部能不火烧眉毛吗？这两年村民们学着邻村种植葡萄，主意也是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出的，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压箱子底的本钱，有几户还把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凑在了买葡萄苗上，孩子只好辍学在家呆着。大伙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能有口有滋味的饭吃嘛！可好，葡萄苗种上了，却没有水。没有水的葡萄园就像放在石板上的鱼儿一样。这能不让大伙急得要拼命嘛！许氏兄弟人家在前几年用打工挣来的钱打了口商品井，说实在的人家也不易，几十万元投进去了自然希望能收回本钱有赚头嘛。可问题是村上多数人家连葡萄苗也是借来的钱，你水井浇灌费那么贵，谁吃得消？所以大伙凑钱要重新打口井。农民哪懂多少法嘛！心想别人能在地里打井，他是个人的，我们集体合起来反倒不能在同一块地上打井了？这个理任凭乡干部县领导说啥也没用，村民们的理由很简单：你许家打井想赚钱，我们几百户合起来打口井是为了全村脱贫致富，于情于理你许家兄弟是欠的。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比大伙儿明细些，许家兄弟不让大伙儿在《水法》规定的区域内再打井口，并非无理呀！但村民们人多势众，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伙儿的，几百户人家，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干部家的责任田。后来为了在打与不让打这口井的问题上，双方闹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乡里县里的有关部门来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双方只能自己起来解决。没有其它办法，只有靠动武，看谁本领大，势力大。闹到这个份上我们这些平时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芝麻官成了香饽饽了。而且每一次向上面汇报情况时，领导们左一个右一个地叮咛说：啥事都好说，千万别出人命！你们村干部都是党员吧？要用党性来保证不能让村里闹出人命来！我知道上面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是很少用这么严厉的话来命令的，抬出党性来让我们作保证，这也算是最后一张可以约束我们的王牌了。你说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一边是村民的利益，一边是组织的要求。那些日子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我就跑到县法院请人来帮助解决纠纷。人家法院还真派了一名庭长，是个女的。咱夏县从上到下穷，法院的庭长下乡调解，连辆车都派不出来，我们就给她租了一辆私人开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志嘛，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可这位庭长在村上呆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该吵的吵，该打的打。最后这位女庭长含着眼泪对我说：‘李队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没有办法，让她走吧。女庭长刚走，村民们和许氏兄弟又打起来了，两边都急红了眼，手里都操着铁铲木棍什么的，那些家伙一动手就会血流成河。我没有辙，左劝右劝谁也不听招呼，最后只好站在对峙的双方中间‘扑通’跪了下去，求他们看在我这个当年的老生产队长面上，别动手。我说你们要动手的话，先打烂我的脑袋，再从我身上踩过。说完这话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个死人笔直地躺在那儿——那天我是准备就这么死了。心想只有这样死了才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其它的我想凭我这能耐也拿不出来，只有这把几十年被太阳晒硬棒的老骨头了。也许在大伙面前我李学党还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大伙儿真的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家伙。但我这一跪并没有解决打井的问题呀！要知道解决打井的问题单靠我的一跪是不成的，所以后来我和村民推荐的李引兰一起上县里找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刚才引兰说了不少我们在县城求见领导时的那些事，说起来确实挺寒心的。我也弄不明白现在有些干部和领导咋对我们农民的事那么麻木不仁？引兰她一个女人家受不了人家的冷眼，急得只好跪下求人听一听我们想说的话。可我没有跪，因为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而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那些人他们也大多数是党员。正是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在这些人面前屈尊过一次。我觉得如果我向他们下跪了，是我对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这个神圣的身份一种玷污。因为我觉得那些见了人民需要的时候，将自己高高挂起，漠不关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不配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身份。我宁可屈尊跪在村民面前，却不愿跪在同是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些干部和领导面前。真的，我也是一个农民，但我觉得如果自己那样做了的话，我会一辈子伤心的，除非我把共产党员的牌子从身上摘了下来。”
李学党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说到此处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县城求人的那几天里，我真的灰心极了，想不到平时报纸上电视上天天在念叨的要关心农民利益的话，原来只是在一些人嘴里说说而已。那天和引兰眼看又见不到那位领导的冷面孔后，我就决定回村作了最后的打算：我给我自己买好一口棺材，你们大伙不是为了打井要拼命嘛？我是一个村干部，又是一名党员，上面让我管好大伙不让出一条人命。可我知道井打不成，地里的葡萄苗又在一天天干死，靠我一个党员一个芝麻官是拦不住大伙儿的，怎么办？我想到时他们动手时我就站在对峙的双方中间，让他们从我身上踩过，铁铲和木棍先往我头上砸，直到他们砸得手里没劲为止……何作家，我说的全是真心话，当时我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但我想不到后来出现了梁书记，他真是救了我们全村的人，也救了我李学党……”
师村后来的故事里便又是梁雨润当了主角。
那一天，梁雨润记得很清楚，是2000年3月10日这一天，他正在邻近的一个乡跟县长在检查工作。“嘟嘟——”县长的手机突然响起。
“喂，什么事？”
“不好啦，县长。你快想办法吧，又要出大事了！”
“别语无伦次的，到底什么事嘛！”县长听得有些烦。
“裴介镇的师村要出大事啦！已经有几百人聚集在一起正要向运城走呢！”
“去运城干啥！集体上访？！”
“可能是比集体上访更严重的事……”
“等等，我想一想，你别关机啊！”县长一脸灰色，在田头愤愤地说了一句：“这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嘛！”
这一切梁雨润全都看在眼里。他急切地问：“县长，出什么事了？”
县长的目光与梁雨润的双眼碰在一起时，发亮了：“对对，老梁，你赶快去一趟师村。那边又闹上了，几百人哩！”
“为什么事嘛？”
“不知道。但肯定是难事，而且又是非你办不可的事！”县长将一只手重重地放在梁雨润的肩上，他把全部期待放在这位好同事身上。
梁雨润哪敢耽误，立即驱车前往。一路上，他又通知裴介镇的党委王书记。
经过约30多分钟，梁雨润出现在师村村口。
这时，师村村口那边，黑压压地聚集了一大群村民，他们敲着锣鼓，打着横七竖八的标语和横幅，正往停靠在路边的几辆大卡车上挤。再看看前面的几辆卡车上，几口涂着黑漆的棺材放在那儿特别叫人心悸。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啥呀？”梁雨润的车子还没停稳，他的双脚就已经踩在了地上。
“上运城！找市委书记去！看他们还管不管我们农民死活了！”有人过来冲梁雨润吆喝着让他让道。因为他们多数还不认识他梁雨润是谁。
“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反映嘛！用不着赶那么远到运城去啊！”梁雨润伸开双臂，拦在车队前面。
“你是谁？夏县的领导根本不管我们，他们也没有本事解决得了我们的事，你快让道！”有人在车上嚷嚷起来。
“对不起大家了，是我们知道得晚了些。现在我可以代表县委向大家保证：你们师村的事今天我们一定能把它解决好。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就朝我梁雨润脸上吐唾沫！”
“啊，你就是梁书记啊！”师村的群众先是一惊，既而欣喜地向他围了过来。“梁书记，早听说你是个专办好事的‘百姓书记’。你来了就好！”
“梁书记来了我们就有希望啦！”
“就凭他刚才那句话，我们信！”
顿时，正准备向运城进军的上访群众，纷纷转过车头，跟着梁雨润回到了村里。
“要解决问题，就得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梁雨润面对数百名多日来为了打井一事，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和愤愤至极的村民们，高喊道：“现在请你们选出几位代表，随我一起同许氏兄弟商量解决的方法，其余的你们好好回家休息休息，等待我们的消息！”
梁雨润在基本了解情况后的第一个思路是，希望许氏兄弟将他们原来的商品井能够让出来，成为全村共用的公共井，所需的前期投入甚至包括现在的井价可以商量出一个数目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既可以消除双方争执，又可以立即进行全村葡萄地和其它农田的春灌。
但已经有几年稳定收入的许氏兄弟不愿就这样放弃对原来那口商品井拥有权。
“你们打井时所花了20多万元，村里可以将这笔费用一分钱不少地归还给你，同时你们还可享受一些特别的浇灌优惠价格，这不是挺好的嘛！”梁雨润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不行。那井是我们全家的心血，现在刚刚开始有些回报就卖出去了。我们不干。”许氏方面不让步。
“那你们愿意接受多少价才肯放弃对井的所有权？”梁雨润继续询问。
“不瞒你梁书记，现在就是100万元，我们也不卖那口井，因为它是我们致富的全部寄托。我们不能放弃……”
“明白了。”梁雨润点点头，知道许氏兄弟已经不想着这步棋。“那么是否考虑另一种情况：你们允许第五、第六村民组打口新井，并且由他们向你们补偿因为新井的开发而影响了老井的那部分出水量的收益差价？”
许氏兄弟对这个第二方案仍表示不接受：“在500米范围内的再打一口井肯定会严重影响老井的出水量，而且也不符合水法规定，所以我们不同意！”
“从道理讲你们许家可以不接受上面的两个方案，不过多少年来你们与第五、第六村民组的父老乡亲一直在同一村土地上劳作耕耘，应该相互体谅才是。”梁雨润仍不放弃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在利益面前，许氏兄弟坚决不放弃对老井的一切权利。
“谈判”的时间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眼看“友好协商”又要落空，第五、第六小组的村民开始骚动，他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一旦梁雨润书记再解决不了问题，一是坚决集体上访到运城市委去，二是即使跟许家拼个你死我活，也要在已经开工的地点打井。
梁雨润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今天来到师村所面临的是一片难以迈过的沼泽地。要不为何几级干部和领导都躲在一边不愿沾这档子事儿。
面前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许氏兄弟仗着《水法》的支持，在利益面前寸步不让；第五第六组村民眼巴巴地看着地里的葡萄苗在枯萎死亡，此井非打不可。怎么办？这真是难坏了梁雨润。因为这既非反腐倡廉的正义决战，也非同明火执仗的亡命之徒的生死较量，这是一件普通的人民内部矛盾，一件农民之间的利益纠纷，然而如果不妥善解决好，一旦几百人之间动起手来，其结果绝非是小事！梁雨润从未感到自己的肩上有过如此沉重的压力。他不由走出村委会的小办公室，独自大步流星地走到宽阔的田野中间，他要亲自在两井现场看一看可以选择的第三种方案。
3月的黄河边，原野上仍然刮着阵阵寒风。可梁雨润只觉全身汗水淋淋。几百位村民上千双眼睛，此刻都在盯着他那时而移动，时而停下的身影。
梁雨润太明白身后的那一双双眼睛里此刻在流露和等待着什么。突然，他折过身来，又大步回到谈判桌前。
“如果把你们新选的井位挪到村东，我们也来个‘东水西调’如何？”他向第五第六村民组的代表们发问。
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村民代表们立即议论开了：可以倒是可以，但那得多花好十几万元吧？再说，多花那么多钱假如打不出了水咋办？是啊，村民现在凑的钱都快连老婆都要卖出去了，再集资怕是没招了。
梁雨润一听这些话，脸色顿时变了：是啊，村民们哪儿弄这么多钱来？真的将井位移动东边打不出水咋办？那时候村民们手中的铁铲和木棍可能不再是冲着许氏兄弟了，而是冲我梁雨润的头上来了！
是啊，这可怎么办？村民代表们将所有的目光聚集到了梁雨润身上，会议室门口此时也早已挤满了一双双企盼的目光，他们同样集中到了他身上。
梁雨润感到浑身发热。突然，村民们见他又一次做了个习惯动作——将大手往桌子上一拍：“这‘东水西调’所需要的钱，我负责解决！”
“真的？”
“我梁雨润说话什么时候放过空炮？”梁雨润的脸又绯红起来，两眼瞪得溜圆。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总算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村民们一齐欢呼起来。当大伙儿将这一拯救几百村民的喜讯奔走相告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的梁雨润书记则一头靠在椅子上久久没能动弹一下。
天不等人，时不等苗。村民们有了梁雨润的话，当下就开始移动井位，重新在村东的一片宽阔的地域上寻找井位。
“就这儿吧，看这里的风水还不错，能打出水来！”
“不行，我们不能随便定井位，万一打不出水谁负责任？”
“新井位让梁书记定最好。”
村民们已经吃尽了打不出水的苦，过去为打井，村上不知白白甩了多少冤枉钱！那每一口枯井，让多少村民流干了泪水，掏尽了甘苦！而今日此井又意义非同一般，毫不夸张地说，它真是紧连着全村上下几百人的命根根儿。道理非常简单，再打不出水，钱又没了。回头再跟许家兄弟争执，只有以命换水一条路可走！大伙能不提着胆儿议事？
村民们便又一声高一声低“梁书记、梁书记”地将他拉到了他们认为可能有水的新井址，让他定夺这系着全村人命运的一铁铲。
梁雨润缓缓地接过一位村民递来的铁铲，手中微微发颤——虽然这一动作谁都没有看出，但他自己能感觉得到。
他明白只要自己的铁铲下土，就意味着自己的命运（包括政治的）会如此不经意地全都押在了师村这块土地上……眼前一片宽阔的田野，初春的微风吹拂着地面上那些枯黄的小草在萌发着嫩芽，梁雨润轻轻地蹲下身子，他仿佛感觉那些露绿的嫩芽在向他微笑。瞬间，他站起身，举起铁铲，用力地在地上一夯，说：“就这儿！”
“好——立即开工！”李学党队长大手一挥，众村民马上甩开膀子干开了，他们又说又笑，师村上空顿时洋溢起一团团欢快和希望的景象。
“梁书记，您吃口饭吧！”这时，一位村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那上面叠着两个荷包蛋。
“哟，可不，都下午四点了！光忙着让梁书记为咱操心，连饭都没让梁书记吃一口！”李学党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梁雨润歉意地笑笑，非拉着他往自己的家里走。
此时已近夜间10点，师村东头的田野上正挑灯夜战，操劳了整十几个小时的梁雨润这才感到肚子在咕咕叫着。但他怎么也吃不下，碗中的饭没拨拉几口，便放了下来，然后对李队长说：“明天不是正好星期六嘛？你一早到县城来找我，五点钟吧，尽量早些。”
“咋这么早？啥急事？”李队长有些不明白。
“钱！跟我一起去要打井的钱呀！”这回梁雨润的口气里听出了急躁。
李队长和身旁的一群村民听后，眼里顿时涌出了泪珠儿。
梁雨润是纪委书记，不掌任何财权。纪委又是个党组织机关，除了日常开支没有其它经费。再说夏县是个贫困县，即使是县财政局长的口袋里也是常常空荡荡的连教师的工资都往往要拖几个月才能发下去。到哪儿给师村弄十几万元钱呀？梁雨润清楚是自己把师村的难题揽到了自己头上，可回过神再想想自己向全体师村村民们许下的承诺，搅得他梁雨润自个儿一夜没合眼。能不急嘛！村民们已经在新址上开工打井了，每一天就得靠几百上千元钱支撑着才能往下一米一米地钻进。假如停停打打，费用就更大了。可钱从哪儿来呢？
真是愁坏了这位纪委书记。自己的纪委工作不能耽搁，师村打井的经费也不能再延误了。无奈，梁雨润只好用周未时间，带着师村李学党队长外出找熟人乞求。而这回从来就讨厌看着别人提着烟酒串门送礼的纪委书记，也不得不同样提着烟酒等礼物，像孙子似的在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领导面前、财神爷面前笑脸“献媚”起来。
李学党是跟梁雨润一起出去要钱的，他向我介绍起当时梁雨润为了他们村打井的那十几万元钱到处求人的情景：“你想，给我们村上要的钱都是只给不还的，谁能白白送你？梁书记在我们农民眼里也算是个不小的领导了，可没法子，为了能要到钱，他也只好在那些管钱财的人面前低三下四的。我们两人到省城太原求人期间，为了给村上省点费用，他和我一起住几块钱的地下室招待所，连馆子他都不肯进。而一进那些机关大楼，他又不得不装出很体面的样子。但我们是来向人家讨钱的，只好迁就着人家的时间，看着人家的脸色行事。有时梁书记和我在别人的办公楼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看到那光景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几次说梁书记，咱们回去吧，你心尽了，钱要不到我向村民们说明白。可他梁书记说啥也不干，说农民现在日子不好过，刚刚有点希望种上了葡萄，我们怎么能看着他们地里的葡萄苗儿干死呢？正是梁书记对咱农民的一片诚意感动了上帝，所以他前前后后总共为我们村筹资了整整16万元，满足了打井的所需。预期的钱是要到了，但梁书记的心并没有放下，因为假如钱都花出去了，井里不出水不就等于竹篮子提水嘛！我清清楚楚记得打井的那些日子里，梁书记不管哪一天工作有多忙，不是顺道到现场看一看进展情况，就是用手机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有一天刮起少见的沙尘暴，5米开外的人见不到影子。我正招呼着工地上的人躲一躲，梁书记却出现在我们面前，浑身上下像个土人似的。便说梁书记你咋这时候来了？他说他是怕刮这么大的沙尘暴，工地上会出什么事故，所以才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来了。我们全村人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那段时间也真让人提心吊胆的。以往我们不管打什么样的井，一般到一定的深度，怎么着中间总会零零星星地见得到一点水，惟独这口井从第一米一直打到300来米一星点儿水的影子都没见着，你说谁不着急呀？村民们天天围在井台边瞅着，祈求着。你想，既然动工了，有没有水，钱是一样花的呀！梁书记其实比我更着急，一来他知道地里的苗不等人，二来说实话他也知道如果这口井再打不出水来，他再向人磕头要钱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梁书记和我们一样，越到后来越着急，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缩了身子往井洞里钻下去看个究竟。也许是老天爷也被感动了，打到363米时终于出水了，而且是口旺井，每小时流量达50吨！这下可把全村人乐坏了！出水那天，村里的人都围在了井口处，那情景真叫人热泪盈眶。我们村上有位老人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共产党员，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走出家门了，那天他从家里走了出来，在井口前，他手捧一掬哗哗流着的清泉，笑咪咪地对我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他还想活上几十年。老前辈这样的话已经多少年没有说了，我当时心里真的很激动，自然特别地感谢梁书记。后来村上的人一定要搞个新井灌溉仪式，说一为庆贺村上打井成功，二要谢谢梁书记。村民们纷纷自觉行动起来，大伙们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尤其是妇女们，她们已经有二三十年没集体排过舞唱过歌了，这回她们在李引兰带领下，自编自演了好几个节目，等待在庆祝仪式上专门献给梁书记。可当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向梁书记提出邀请时，他一听就表示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眼下浇苗要紧，说啥就是不来出席我们的仪式。村民们不干了，说你梁书记不来一天，我们就不开灌一天。最后逼得他没法，只好来了……”
关于后来的开灌仪式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我在日后的采访中看了当时师村请人拍下的录像，也看了李引兰她们的现场表演。正如我前面所言，虽然村民们排演的仪式和节目，无法与电视上的节目相比，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我多少年来所看过的一场最动人的精彩节目了。
那是当代农民发自内心深处对我们党和党的干部的一种最高的赞誉，它因此比任何明星们搔首弄姿的表演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梁雨润在夏县当纪委书记的近3年里，从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恩惠，包括由他主持处理过的几百起纠错纠冤案件的那些受益者送的任何钱物。但师村乡亲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他接纳了，并像我一样珍藏着这盘录像带——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录像带，就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他说这是他在夏县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我想也是。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羡慕和荣耀的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