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所选的三封家信的背景是，咸丰二年，曾国藩于赴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突闻母丧，一方面自己疾奔回家，另一方面写信安排在京的家眷回乡事宜。后来因为太平军起事波及湖南，暂时中止了家眷返乡计划。但就在这急迫之际，却鲜明地表现出曾国藩做人的操守。

    他告诉儿子，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不足的部分，可求朋友张罗。但是他嘱咐儿子：受人恩情，应当是将来报答之处，不可多求于人。最能表现曾氏为人之处，一是自己缺钱，但是他要求儿子，自己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二是自己欠别人的钱，则是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后来因江西送给奠银一千两，立即拿出五百两寄京城还账。而且还要儿子拿出银两周济别人。

    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

    字渝纪泽儿：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比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账，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监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夜与纪泽书 公元1852年）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二刻，我行至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惨痛地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德行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会有祸变，恐惧已很久了，不想老天不消灭我本人，而反降灾于我的母亲。回想起来，我平日未能觉察到的大罪真是不可胜数，一听这个消息，实在无地自容。小池驿离大江边还有二百里，这两日雇一顶小桥，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地就去雇船。从黄梅到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到长沙不过一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以到家。一离家就是十四年，母亲的音容已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哪有稍可减轻之处！现念及京寓家口还很多，回家很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离京时把一切家务都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伯，承蒙他慨然许诺。这时遭到这样的大变故，你前去叩头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一定能得到应允。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不足的部分，可请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都以肝胆相许，待我很厚，或者可以请求他们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应当是将来报答之处，不可多求于人。袁漱六姻伯那里，只可请他出力帮助办理一切事务，不可让他张罗银钱，他已经很苦了。

    二、京寓所欠的账，唯有“西顺兴”最多，此外杨监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都是多年未还。可请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由他们中选择很熟悉的人，前去为我延缓，我再有信寄到各处。外间如有人送奠钱来的，我当一概放在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就用一两还债，有一钱就还一钱债。如并无分文，只有等我起用复官后再还了。

    清苦异常者，万不可向其索债

    字谕纪泽儿：

    吾于七月廿五日在太湖县途次痛闻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轿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写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廿六夜发信交湖北抚台寄京，廿七发信交江西抚台寄京，两信是一样说话，而江西信更详，恐到得迟，故由两处发耳。惟仓卒哀痛之中，有未尽想到者，兹又想出数条，开示于后：

    （一）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齐（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诉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寄云兄深知此事），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即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翁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债，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一）我于廿八、廿九在九江耽搁两日，雇船及办青衣等事，三十早即开船。廿九日江西省城公送来奠银一千两。余以三百两寄京还债，以“西顺兴”今年之代捐贡银及寄云兄代买皮货银之类，皆极紧急，其银交湖北主考带进京，想到京时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云兄择其急者而还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账（即左景乔之二百金及凌王曹曾四家之奠金），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

    （一）江西送奠仪千金，外有门包百金，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尚存四十金，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两。渠等在京要支钱，亦可支与他，渠等皆极苦也。

    （一）我在九江时，知府陈景曾、知县李福（甲午同年）皆待我极好。家眷过九江时，我已托他照应，但讨快不讨关（讨关，免关钱也；讨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兔关税也）。尔等过时，渠若照应，但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

    此信写后，余于十二日至湖北省城晤常世兄，备闻湖南消息。此后家眷不出京。我另写一信，此信全用不着了。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与纪泽书公元1852年9月21日）

    字谕纪译儿：

    我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县的路途中听到母亲去世的大事，当天仍然雇用小轿子走了六十里，晚上没有入睡，写信给京中的家里料理一切，命你们在开吊后赶快离京。二十六日晚上寄出信件，交给湖北抚台发往北京。二十七日寄出信件，交给江西抚台发往京城。两封信的内容一样，给江西的信写得更详细些。怕信到的时间太晚，所以由两个地方发出去，只是在突然悲痛中有没想周全的，目前又想出几条，开列示儿如下：

    一、别人欠我的账目，算起来也将近一千两银子。只有同年鄢勖齐（敏学），当时因为听他的不真实的言辞受了感动而借给他一百两银子，其实这个人并不值得可怜。现在他已被参劾官职，不再说了。这里所有借我钱的人，均是光景十分窘迫的人。目前我虽然窘迫，也用不着向人家索要，像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芸阶这些人，目前全不很宽裕。至于留京的举人，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等人，特别清苦。千万不可向他们索取，即便他们送来也可以退还。因为我欠别人的账，既然能不还清即出京城，别人欠我的账而要别人偿还，这是不讲恕道。原先黎樾翁离开京城时也是极其拮据而不肯向穷朋友索要债务，这是可以照做的。至于胡光伯借的八十两、刘仙石借的两百千，他们出差完了回到京城时必定会交还到袁亲家那里，目前也用不着告知他们家里。外地有借我钱的，也很窘迫，我也不写信去问他们。

    二、我于二十八、二十九在九江耽搁了两天，雇船以及置办青衣等事，三十日早晨就开船。二十九日江西省城官府送来奠份银一千两，我用三百两寄到京城还债，因为“西顺兴”今年的代捐贡银和寄云兄代买皮货之类的银子都很紧。这些银子交给湖北主考带进京城。想到银子到京城的时候，家属已经离开京城了，就交给寄云兄选择急需银两的交给他们。剩下余的七百两，用两百多两在京城还债（就是欠左景乔的一百两和凌、王、曹、曾四家的奠金），带四百两剩余的银子回家置办丧事。

    九、江西送奠银一千两，另外有门包一百两。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两，还剩四十两，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得八九两，他们在京要支用钱，也可以支付给他们，他们都十分贫苦。

    十二、我在九江的时候，知府陈景曾、知县孝福（甲午同年）均对我很好。家属过九江时，我已拜托他照应，但只可讨快不能讨关（讨关是免关税钱，讨快只快快放行，不免关税钱）。你们过那里时，他们如果有照顾，只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税。

    写了这封信后，我于十二日到湖北省城会见常世兄，知道了湖南的消息。现在家眷不要离开京城。我另外再写信，这封信用不着了。

    十二日夜里写

    我家若有钱，可分些略解同乡断炊之患

    字谕纪泽儿：

    予自在太湖县闻讣后，于廿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廿七日发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廿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廿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此三次信皆言长沙被围，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于廿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癣疾自到家后日痊愈。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

    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惟新做大杠六十四人舁请，约费钱十余千，盖乡间木料甚贱也。请客约百余席，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

    丁贵自廿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丁贵自回益阳，至渠家住数日，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二人同归。孙福系山东人，至湖南声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给渠盘川十六两，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

    罗劭农（芸皋之弟）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为分润渠兄。我家若有钱，或十两，或八两，可略分与芸皋用，不然，恐同县留京诸人有断炊之患也。

    书不能尽，余俟续示。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与纪泽书 公元1852年10月30日）

    字谕纪泽儿：

    我在太湖县听到讣讯后，在二十六日发一号家信，委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城；二十七日写二号家信，委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到京城；二十八日写三号家信，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往京城，这三次信都是让家眷赶紧离开京城。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二十六日到家后发第六号家信，这三次信都说长沙被围困，家眷不必离开京城。不知是不是都已经收到？

    我于二十三日到家，家里一切均安泰吉祥，父亲大人以及叔父、叔母以下人等均平安。我癣疾自从到家后一天天见好。至于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均练习武艺，外姓人也有许多人善于打斗，土匪绝不可怕。广东土匪的气势虽然凶残，但我县处在偏远的万山之中，并没有在交通要道上，也决不会遭到土匪的侵略。

    目前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暂时安葬亡母在下腰里屋后的山中，待明年找好吉地后另行改葬。所有出殡的事项一切均从俭节约，唯有新做的大杠，需共六十四人抬杠，付人力钱十多千，这是由于乡间木料价钱很低。请客大概百多席，没有海味，县城各位官员一律不请。神主则请父亲大人亲自点定。

    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走了，我在家中并没有带一个仆人，因为住在乡间就得全守乡间的旧样子，不能掺杂半点官宦习气。丁贵自己先回益阳，到他家居住几天，仍然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两人一同回来。孙福是山东人，到了湖南语言不通，就让他从湖北回京城，给了他十六两银子作盘缠，想必他今年冬天可以到京城。

    你侍奉你母亲以及各位兄弟姐妹在京城，一切均要小心。现在不必出京，待到长沙土匪退去后我有信去，再收拾离开京城。

    罗邵农（芸皋的弟弟）到我家，求我家在京中时给他哥略为照料。我家若有钱，或者十两、或者八两，可稍微分给芸皋用。不然，可能同乡中留在京中的各位有断粮之患。

    书不能尽，余待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