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在博古的陪同下，来到福建建宁周恩来和朱德的前线指挥部视察。

    李德身材高大，走在中国人当中如鹤立鸡群，令人望而生畏。他是德国人，真名叫奥托·布劳恩， 李德是他来中国后的化名。

    他于1900年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军中服役，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1919年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0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了8年牢后，以惊人的方式成功越狱，秘密逃往苏联。在莫斯科，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战术和战略训练。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

    虽然他只是个顾问，但由于王明在国内的代理人、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这时候才27岁，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过几年书，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且不懂军事，不仅对他言听计从，并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把他奉为太上皇。

    看到周恩来和朱德那简陋的指挥部，李德十分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周恩来和朱德就在这种地方指挥红军，打败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随即，他又不无懊丧地摇了摇头，说游击战已经过时了。现在再用游击战这种打法，根本打不赢蒋军。你们别忘了，我们的红军已发展到了十几万人，而不是过去的数千人枪了。

    周恩来不赞成李德的观点，说红军能从数千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正是靠游击战打出来的。

    李德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现在的形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打游击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和草台冈战役，把陈诚的精锐师打得落花流水，用的就不是游击战打法，而是大兵团伏击战。

    周恩来向李德解释，虽说那是大兵团伏击战，但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这场大兵团伏击战的前提是，诱敌深入。其实，这也是游击战打法。

    李德听周恩来对游击战那样推崇备至，神色不悦，说：“我看，你们的思想都中了毛泽东游击主义的流毒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背道而驰的！”

    博古在一旁给李德帮腔，说：“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你就不要跟李德同志争论了。你在宁都会议上包庇毛泽东，好多同志对你还耿耿于怀呢！”

    周恩来苦苦一笑，说：“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正规战吗？你们以为我喜欢躲在这山沟里，整天跟蒋介石玩捉迷藏？……”

    朱德说：“如果我们也有飞机大炮，我当然乐意跟蒋介石面对面大干一场！”

    博古把周恩来和朱德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一听，两眼翻了翻，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整天都这样躲来躲去的，要躲到哪一年才能有飞机大炮？飞机大炮是要打出来的，不是躲出来的！”

    博古也神情肃然地说：“李德同志说得对！游击战是过时了。打正规战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只有坚决执行国际的进攻路线，面对面与蒋介石决战，才能实现争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

    周恩来与朱德相望了一下，不吭声了。

    送走李德和博古后，周恩来站在地图前，凝望着地图上的红军与蒋军的兵力部署，陷入困惑的沉思中。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是由6万余人迅速发展为十万余人，装备是比以前有所改观，可跟蒋军比，无论从人数和装备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足以与蒋军打正规战了吗？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悬吊在他的心上。

    他对身旁的朱德说：“老总，现在就要跟老蒋拉开决战的架势，是不是为时过早呢？”

    朱德苦笑着说：“洋顾问来了，你我说话也不灵罗！”

    “你是说，这正规战非打不可？”

    “这不是明摆着吗！”

    周恩来又望了望地图，那双浓眉皱了皱，长长地吁了口气，喃喃地说：“这个李德，是不是有什么锦囊妙计？……”

    博古、李德为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于10月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兼程北上， 消灭硝石、资溪桥之蒋军；红一方面军的中央军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蒋军，以保障东主军的行动。蒋军占领黎川后，立即加紧构筑黎川城和硝石、资溪桥的工事，并派重兵驻守，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系。

    周恩来接到命令后，于10月4日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坚持认为红军目前不能强攻黎川附近之敌，指出：“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

    6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具体作战部署。同日，因黎川失守而惊慌失措的博古、项英，拒绝周恩来等人的建议，电复强调“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行动。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反复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人，指出“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

    同时，他们命令红1、3军团首长“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根据李德制定的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彭德怀率东方军围攻硝石。因硝石东南为河所阻，城防坚固，且有重兵把守，不易强攻。博古、项英、李德等人不顾敌情变化，强令红军进攻硝石的后果非常严重。

    红军连攻五日不克，陈诚迅速调集了近9个师的兵力，从三面向进攻硝石的红军实施反包围。红军有陷入被敌军合围的危险，被迫撤出战斗。强攻硝石未克，李德、博古等人又令红军向资溪桥进攻。结果，连攻四日，未能占领资溪桥。

    两战受挫，红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这时，周恩来又建议集合红军主力向资溪桥、光泽或黎川的外翼，觅取战斗寻机歼蒋军。他的这些建议依然未被李德、博古、项英等采纳。

    李德、博古、项英等人虽然承认未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北出金溪、资溪、光泽地区作战，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但同时又指责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他们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不求变换，坚持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继续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蒋军堡垒地域间隙中去作战，使红军陷入苦战之中。朱德说的没有错，洋顾问来了，在前线的两个指挥员就说话不灵了。